再说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心里是既羞又愤，但当时的形势已容不得多想，他也只能含怨带屈的带着一家老小，凄凄惶惶的离开了北京城。

    按理，袁世凯该回老家河南项城，但这时他也回不去了。原来，袁世凯在庚子年就任山东巡抚时曾严厉剿杀义和团，由于下手比较狠，当时那些支持“义民”反洋的朝廷当权派对袁世凯大为不满，结果是群起弹劾。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只得将他时任营官的长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说他“纵勇扰民、残害百姓”，最后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如此一来，原本已是补用知府的袁世敦，其大好仕途便被弟弟毁于一旦。

    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做得有点过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敦代弟受过而袁世凯弃兄自保，袁世敦做了袁世凯的替罪羊。袁世敦灰头土脸回了项城老家后，也就不免含恨在心。

    数年后，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去世，他希望将其葬入祖茔正穴（刘氏虽然是侧室，但已扶正多年）。当时袁世凯在朝廷中正红得发紫，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他的这个要求却被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袁世敦之所以不给弟弟面子，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族规、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

    由此，兄弟两人彻底闹翻，袁世凯在气愤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

    从高位上跌落的袁世凯此时可谓是失落到了极点，北京容不下他，项城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姑且在此安身隐居。洹水又名安阳河，据说两千多年前，那位纵横捭阖的辩士苏秦便曾经提出“令天下之将相，相会于洹水之上”，说的便是此处。袁世凯之所以选中这里，倒不是因为苏秦的预言，而是这里“前临洹水，左拥太行”，风景极为开阔。袁世凯买下的这座宅院原本是天津盐商何炳莹所修建，后来他觉得过于小气，于是加以大规模的扩充改建。一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洹上村”的巨宅。与周围低矮房屋不同的是，袁世凯的这座宅院四周都筑有高大的围墙，并建有几座威严的炮台。另外，还有两营全副武装的护卫马队时刻保护，更使得这座奇特的建筑不像隐居之所，反像是旷野上突兀的中世纪城堡。

    袁世凯的宅院外虽然威严，但围墙内的风情却大不相同。经过精心的修整后，宅内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颇有园林之景象；另外，袁世凯又特意命人在院外凿了一条小渠将洹水引入，由此院内小桥流水，到处泉水叮咚，倒也颇显情趣非凡。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园内还挖了一个大水池，每到春天的时候，池边桃李芬芳，争鲜斗艳；而夏天的时候则荷花飘香，鱼虾成群，每到这时，袁世凯和亲友便前去垂钓，悠哉乐哉。

    这座精心打造的花园，袁世凯给它起了个名叫“养寿园”，意思是在此归隐，颐养天年（此时的袁世凯刚刚五十出头）。在彰德隐居期间，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

    文笔一向不佳的袁世凯，这时倒写了几首颇有意思的诗，姑且撷取数句一赏：“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多少有点自嘲之意；“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似乎又有不甘之心；“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勃勃雄心毕竟难掩；最逗的是这句，“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为此，袁世凯还特意将自己那幅著名的“披蓑垂钓图”公布于《东方杂志》，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的意思。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既然要钓，那就钓大鱼，反正是愿者上钩，我自巍然不动。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便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的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也曾一度耐不住寂寞，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袁世凯毕竟是练兵出身，眼光老到，他深知此次举事非同小可，绝非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和孙中山那些革命党人的会党冲击可以比拟——新军配备的都是火力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完全具备了断送大清王朝的能力，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皇族内阁的这些人，老的老，少的少，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去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4．解除党禁；

    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