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初，在国民党被解散后，国会因为议员人数未过半而瘫痪，袁世凯又在11月底搞了一个政治会议，表面上是作为自己御用的咨询机关，实际上是想用它来取代国会。果不其然，国会在一个多月后也被解散，议员们通通被赶回老家。

    袁世凯搞的这个政治会议并不是选举产生，其中由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指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总名额是80人。这80人中，大多是前清的旧官僚名流或立宪党人如杨度、杨士琦等，其中也不乏原革命党人如孙毓筠等，而前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之子）则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袁世凯与国会最初的冲突主要是制定宪法问题上，因此在政治会议成立后，袁世凯也想将它变成一个造法工具，但政治会议的性质是咨询机关（有点类似于前清的资政院），最多只能研究研究政策、提供点政策参考之类的（如建议将国会和地方议会解散便出自于它的手笔），因此他们便建议袁世凯组织一个临时的“约法会议”，来专门从事“增修约法”一事，也显得名正言顺。

    袁世凯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可行，于是又在1914年3月18日召开“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准备在袁大总统的指导下制定一部新约法，以替代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

    “约法会议”总共有57人，在经过一个半月的忙乎后，便在当年5月1日公布了一部新的中华民国约法，姑且称之为“袁记约法”。这部新的“根本大法”对原来体制做了重大修改，立法机关由原来的参众两院改为一院制，即传说中的“立法院”（因为袁世凯到死也未曾组织过一届立法院）。

    鉴于组织立法院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此在立法院未建立之前，就改由“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参政院的院长为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副院长为汪大燮，参政员73名，而之前的政治会议也就寿终正寝。

    各位，参政院和立法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立法院乃是通过选举产生后行使立法职能，是民众的代议机关；而参政院的诸公则是由袁总统钦定，实际上是以咨询机关的名义代行立法权。你说这参政院有用吧，它不过是个御用结构；但你要说它没用吧，它还实实在在制定了数十种法律，譬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这些法律可都成了后来几个政府制定新法的蓝本，即便是和现在的法律相比，也已是相差无几。

    参政院所制定的法律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4年底制定的那个《大总统选举法》，那简直就是中西合璧又奇形怪状，助纣为虐且为虎作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第二部。

    这个《大总统选举法》有两怪，第一怪是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成终身制；第二怪是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玩意，其实就是雍正皇帝在一百多年前搞的秘密建储。如此一来，袁世凯要传妻传子，谁知道？

    参政院何以会制定这样一部稀奇古怪的选举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那个“根本大法”已经将之前的责任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总统制，是“超总统制”。在这个制度下，袁世凯不仅掌握了所有的军政大权，就连总统的任期、候选总统的推选等也都大大超越了一般总统的权力，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

    换句话说，袁世凯由于苦于之前的“超议会制”对行政权特别是总统权的限制，所以这次改制不仅夺回了原属于总统的各项权力，而且还变本加厉，几乎要与日本伪君主立宪式的天皇权力相当了。

    在袁记约法的体制下，原来的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国务院也就不复存在。为了更好的行使权力，袁世凯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前清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老友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

    按理，近代民主体制应当是国会立法及监督、总统或内阁行使行政权力、司法独立的三权分立构架，其中的政治运作又包括代议制、政党竞选执政、元首选举产生等基本构成要素和运作模式，但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已经是一扫而空，只剩下中华民国一副空招牌，实在令人咋舌不已。

    袁世凯“超总统制”下的总统和日本天皇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总统候选人虽然可以由上一任总统秘密推选，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所以呢，袁世凯虽然不急，但有人着急了。这人是谁呢？不消多说，一猜便知，那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准“太子”袁克定。

    众所周知，袁世凯一生中妻妾众多（一妻九妾），儿女也有三十多个（十七子，十五女），在当时的那个转型年代，像袁世凯这样半新半旧的人物并不稀奇，拥有多房妻妾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象征呢。袁世凯在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时在乡完婚，娶妻于氏，当时袁世凯不过17岁。两年后，袁克定出生，他不仅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也是于氏唯一所出。

    袁世凯到朝鲜后，陆续添了多房妾侍并生了众多子女，但这些弟弟妹妹们都与袁克定的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次子袁克文就比袁世凯要小足足12岁，因此袁世凯对袁克定当然是另眼相看，好生培养。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无论袁世凯是驻节朝鲜还是小站练兵，或者巡抚山东、总督直隶，袁克定就未曾离开过一步。

    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在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后来还升任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后来因为袁世凯被赶出了北京，袁克定也就随同父亲回籍。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看了十分心痛，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是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

    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

    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

    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如京畿的五路巡防营（后来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便出自于此），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听后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在袁克定的软磨硬缠下，袁世凯只好答应去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下。段祺瑞本来就和袁克定有矛盾，他在听说要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后，立刻大摇其头：“什么？让大公子担任团长？这怎么行？！他对军事一点都不懂，派他去练兵岂不是大出洋相？再说了，他腿脚不好……”

    袁世凯还没有等段祺瑞嘟嘟囔囔的说完，就气呼呼的走了。

    由于“模范团”团长人选难产，袁世凯最后只好自己兼任了。直到办“模范团”第二期的时候，段祺瑞当时已经被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袁克定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模范团”的团长。但问题是，袁大公子可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那份吃苦的劲头和责任心，他从小就是公子气派，怎肯和袁世凯当年那样“每日与士兵们共奔走”，颐使气指、目中无人，他倒是有一套。尽管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利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诒之流，武的段芝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太子党”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据说袁克定就颇有嫌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

    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据袁世凯的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虽然袁克定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

    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的保证，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把板子全打在袁克定的屁股上也不公道，毕竟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哪。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极品，姑且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还有个版本，意境颇美，可共赏之：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讽父诗的最后两句是相同的，当然也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也跟着头脑一起发热，早已忘却了。

    据传，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嘟囔了一句：“是他害了我。”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之败，袁克定岂能辞其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