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孙洪伊、徐树铮几个人的被免职，府院之争暂时平静了下去，但更大的风潮还在后面的，这就是1917年夏的“参战风波”。

    按说，除了1914年小日本借着对德参战而侵占青岛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欧战）与中国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再者，欧战到1917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本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偏在这个时候，即将失败的德国却在这时搞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无限制潜艇战”，结果引起了国际公愤，那些原本找不到借口去分一杯羹的旁观国们，这下总算是抓到机会了。

    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指的是德国海军部于1917年2月宣布的一种潜艇作战方法，意思是对那些开往英国的任何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德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显然要得罪其他一大批的中立国……大家这不都指望着发战争财嘛！

    在中立国的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也就此决定对德国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随后又展开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

    段祺瑞年青的时候到德国学习过军事，他是知道德国佬厉害的，你要1914年劝说老段对德国宣战，他肯定要当场嗤你一鼻子：你拿什么去和人家德国人打？在老段的眼中，德国多牛啊，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军工，还有德国人的聪明能干和高效率，那打起来德国肯定大有胜算啊！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德国军事的确是很强大，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也架不过人多，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了那么几年后，德国渐现颓势，力有不支了。随着局势的变化，作为军人出身的老段也不得不承认，这回德国肯定要战败了。在这段时期，老段对欧洲战事的兴趣十分浓厚，他午饭也不回家吃了，午后也不打牌下棋了，而是让手下搜集整理欧战信息资料，供有关的人讨论。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便接到华盛顿的指示，让他把美国和德国断交的消息通知给中国政府。黎元洪在得知芮恩施的来意后，尽管他对欧洲的战局也很有兴趣，但他似乎对芮恩施关于未来战况的描述表示怀疑，因而当场并没有明确表态。

    在告别黎元洪后，芮恩施又去拜访国务总理段祺瑞，并试图获得他的支持。老段对美国即将加入战争的消息极有兴趣，他对中国跟随美国与德国断交表示大力支持。事实上，美国为了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还曾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并答应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政府。

    在芮恩施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协约国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的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游说当时中国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这些外国朋友眼中，当时的中国虽然是个老大无用之国，但它毕竟是地大物博，有着数量众多且至为廉价的劳工资源，还有取之不尽的原料及其等待充分开发的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协约国的不足。再者，在甲午战争后突然崛起的日本乘着欧战正酣的机会在东亚混水摸鱼，其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为战后重返亚洲的久长之计着想，英法两国都必须拉拢中国以制衡日本，因此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也就十分必要了。

    在各方人士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北京的“大人物”们不免心动。2月9日，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可能对德国断交并进而宣战。

    在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争夺，这给日本扩展自己的在华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其借口对德宣战并占领山东青岛便是典型一例。事实上，远东国际局势在一战后发生重大变化，老牌的欧洲列强如英、法、德等国在华势力不断缩减的同时，新崛起的亚洲强邻日本和潜在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开始加紧对华扩张。由此，两国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在二战期间爆发，这也就是必然了。

    日本在一战爆发之初是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侵占青岛丧失合理的借口。但等到1917年后，日本不仅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接收并稳定了下来，而且还与主要的协约国英、法、俄达成了秘密协议，这三大国向日本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此，日本才改为支持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国断交宣战。

    在接到中国对德抗议后，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即对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中国对德国抗议是不够的，应该直接对德国断交。两天后，本野再次接见章宗祥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对德断交后加入协约国集团。

    蹊跷的是，美国在得知日本的态度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随即指示芮恩施劝告中国不要加入世界大战，而且欧洲战局也不需要中国参战。美国人还特别提醒说，中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前，希望能与美国进行协商。

    相对于美国外交的“口惠而实不至”，日本人已经抢先下手，他们秘密派出西原龟三等人前往游说段祺瑞，许诺提供大额贷款帮助段内阁渡过财政困境，并愿意帮助段祺瑞训练军队，进而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

    段祺瑞对日本原本并无好感，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还曾一度主张备战，但这次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太优厚了，老段也就勉为其难，暗中笑纳了日本的“好意”。老段心想，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军队实力，这种好事上哪找去？再说了，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本就是新政权建立初期屡试不爽的定国良方，何况这次的参战实在是没有什么风险，不乘机搭个便车实在是太可惜了。

    3月初，老段的参谋班子拟定了一份《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其中提出中国参战的条件是停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并暂缓十年偿付协约国的赔款；中国将进口关税提高到7.5％，待国内厘金裁撤后增至12.5％；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紧接着，老段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

    3月4日，老段兴致勃勃的带领阁员们前往总统府，请黎总统在对德绝交案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盖印。按说，《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于国于民的确是件好事，但老段背后的心思，黎总统何尝不是一清二楚。他在草草浏览了这两个文件后表示自己不能盖印，如果一定要盖印，那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再者，宣战与媾和之权乃是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万不可草率行事。

    黎总统的话貌似有理，但在法理上却站不住脚，因为现在老段送来的不过是政府咨文，在总统府盖印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只有国会通过了，断交和宣战的文件才再由总统盖印并正式对外发布，这才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的宣战与媾和权。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便不该在盖印这一环节上试行阻挠，因为责任内阁是对国会负责的，其最终决定权在国会而非总统。

    由此，内阁阁员们便与黎元洪吵了起来，教育总长范源濂甚至拍了桌子，指责黎总统的擅权行为是想当过去的皇帝。老段本来兴冲冲的来，没想被黎总统浇了一瓢凉水，这下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愤愤地说：“总统不肯盖印，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内阁还搞不搞？我这个总理还怎么干下去？”

    老段一发火，局势顿时变得更加白热化了，阁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黎总统说得哑口无言，打回了菩萨原形。可惜的是，菩萨既然不会说话，那盖印一事也一概免谈。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他一再劝解大家消消气，凡事以国家为重，不要意气相争，但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等到大家该说的都说完了，黎总统的印还是不肯盖。在一段尴尬的沉默后，段总理气鼓鼓的站了起来，招呼也没打一声便离开了总统府。其他阁员面面相觑，随后跟着老段一起退出。

    当天下午，段总理一声不吭，便直奔火车站前往天津。在老段将要离开之前，正好来北京开会的冯国璋副总统在得知消息后，他急忙赶来，极力劝说段总理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轻易负气出走。老段气呼呼的说：“老哥你不知道，这个黎元洪太难共事了！他口口声声的说宣战媾和是总统的特权，既然这样，那我这个总理还是别干了，该回哪回哪去吧！”说罢，老段便登上专列，奔天津去了。

    老段出走的消息传到总统府后，黎总统还是有些手足无措的，他随后便召集总统府的一干人马商议该如何是好。黎元洪手下的一些幕僚如哈汉章等人，他们平日里就看不惯国务院这些人的嚣张，这次见老段真的跑了，他们倒心中窃喜，有人便建议黎总统乘机将老段的总理职位免去，另行派人组阁算了。按《临时约法》的规定，黎总统实际上是个“虚君”，但按沿袭千年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国家元首怎么可以是虚君呢？再者，黎元洪好歹也是名高位重的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无论怎么说，总统毕竟是总理的上级嘛……难道不是吗？再说了，那些南方的军阀实力派和国会议员们，也纷纷要打着他的旗号来与北洋系争权，那他就更不能做一个虚君了。

    退两步半说，段祺瑞他毕竟不是袁世凯嘛！

    但是，《临时约法》和现实是有差距的，黎元洪的愿望和现实也是有差距的。黎元洪固然想扳倒段祺瑞，但考虑到老段在北洋系的地位和势力，他暂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便是要免去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那黎元洪至少也要找好下家，不然的话，国事瘫痪，总统也是难辞其咎的。想到这里，黎元洪急忙把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希望他们能从中劝解转圜一下，最好把段祺瑞给劝回北京。毕竟，这三位北洋系的元老级人物和老段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朋友，老袁在的时候，大家共事了这么多年，多少要卖点面子嘛！

    但这时，冯国璋给黎元洪带了个坏消息，那就是老段要在天津发辞职通电，并请各省的军政长官评个是非曲直。冯国璋的话里带话，黎元洪岂有不知，一旦老段辞职的事闹得全国皆知，恐怕就更不好收场了。于是黎元洪便请冯国璋不辞辛劳，一定要亲自去天津一趟，把老段接回为好。

    冯国璋倒是乐意去跑一趟，但他也不能肯定自己就一定能说服老段。要说起来，段祺瑞的年纪比冯国璋、徐世昌几个人都小，但脾气却最大，一向是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少有转圜的余地。冯国璋也知道这次是因为对德断交宣战的事情引起，于是他得向黎总统要个准信，不然事情还真不好办。

    为了说服黎元洪赞同对德绝交案，冯国璋也不免费了点口舌，说如今德国虽强，但毕竟是寡不敌众，这次又触犯众怒，战争肯定不能持久，要是我国对他绝交，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协约各国已经答应在战后修约，加入岂不是件一本万利的好事？

    至于黎元洪，他在听说老段要将各省督军引为后援后早已是乱了方寸，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对德外交的事情。无可奈何之下，黎元洪也只能满口答应，只要段总理肯回来，外交上的事情全由他做主；只要国会通过，他决不干涉。

    得到黎元洪的保证后，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视事。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这也不是老段的风格嘛！），随后便于3月6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了北京。当晚，在段祺瑞回到了自己私宅的时候，冯国璋还特意跑到了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老段已经回京。

    第二天下午，在冯国璋的陪同下，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有了上次的风波后，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次日，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

    有了这些铺垫后，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皆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归国。由此，德国从1898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

    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老段大获全胜，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老段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