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勋复辟的时候，段祺瑞在马厂起兵讨逆，他当时依靠的便是李长泰任师长的第八师。李长泰和段祺瑞都是小站出身，同袍多年，彼此关系很熟悉。据说在起兵前，李长泰的夫人就半开玩笑的对老段说：“总理啊，你看我们家老李当了半辈子官了，都老白了毛了，能干多少年呢？总理你若不提拔他，还有谁能提拔他呢？这次你回到北京，就把九门提督给他吧！”

    段祺瑞听后，嘴里也没说什么，只是点头默认了。讨逆成功后，各将论功行赏，段祺瑞便将李长泰调为步军统领（所谓“九门提督”是也），算是对其助军讨逆的回报。但是，段祺瑞有个条件，那就是要将李长泰第八师的师长职务免去。李长泰是希望兼任第八师师长的，于是找人到段祺瑞那里去说情：“李师长在马厂有首义之功，步军统领又不是封疆大吏，要是不让他兼任师长的话，恐怕会让人有德薄之讥。”

    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说：“步军统领一职，是我刚到马厂的时候李太太要求的，当时李师长也在座。李身为军人，又与我有桃园之义，功未成而先要酬佣，形同要挟，这是他不该做的。而且，李师长暮气沉沉，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他不能胜任。”

    由此，李长泰最终被免去第八师的师长职务，而改由原旅长王汝贤接任。段祺瑞原本以为，王汝贤被提拔为师长，想必会感恩戴德，届时派他去平定西南一定肯出力，这也是老段前面说的“第八师将要担任重任”的意思。

    但事与愿违的是，王汝贤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老段对他固然有提拔之恩，但他与范国璋带着弟兄们入湖南，不过是帮傅良佐抬轿子，就算打了胜仗，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打赢了还好办，要是打输了，把自己的老本折掉，自己上哪喊冤去？所以，小战辄止，若要再去打苦仗硬仗，吃力不讨好，此非吾辈所为也。

    王汝贤和范国璋当时发出停战通电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因为西南军阀的援军已经开进湖南北上，而且势头很猛，一旦交战，必然要拼个你死我活；二来则是北京那边有人给他们撑腰，并主张和平统一。

    这主张和平统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总统冯国璋。和冯国璋一样，王汝贤和范国璋都是直隶人，乡谊纽带加上利害关系，他们当然愿意听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而不是老段的“武力统一”，他们总不至于傻到要去干些为他人火中取栗的事情罢？

    王、范二人说到做到，他们不等北京政府的批准，在发出停战通电的当天便率领自己的队伍北撤。王、范的队伍撤走后，傅良佐哪敢再留，他随后也赶紧带着自己的随从逃出了长沙。在北洋系的势力撤出长沙后，陆荣廷的小舅子、“联帅”谭浩明随后便率领湘粤桂联军入驻，恢复了南北双方战前的状态。

    段祺瑞眼看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刚刚开了个头便宣告失败，心里好生气恼，于是他气呼呼的找到大总统冯国璋：“王汝贤、范国璋两人身为军人，未经批准便擅自退兵，以至于湘省尽失，该以军法从事！”

    冯国璋却心里清楚王、范二人撤兵是怎么回事，于是淡淡的说：“王、范固然有错，但傅良佐弃省自逃，又该当何罪？”段祺瑞愤愤的说：“王、范二师，无故倒戈，傅良佐不走又能如何？”冯国璋微笑道：“倘若能武力勘定，我又何必一意主和？想必是前方困难重重，王、范才有此无奈之举。”段祺瑞听到这里，才算摸出点门道来……搞了半天，原来是冯国璋在背后给他们撑腰的！

    说到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这二位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开山弟子，又一起跟随袁世凯多年，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袍，几十年的交情，那可是实打实的。据冯国璋的女儿回忆说，在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随同调驻山东，那时他们白天上班，晚上便经常来冯国璋家小聚，或谈天说地，或喝喝酒，打打牌（麻将），彼此相处非常融洽。

    当时冯国璋家有个共同捐资的私塾，塾师是冯国璋的三哥冯琥璋，在家塾中就读的学生不但有冯家的子弟，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甚至小舅子吴光新也在这里读书。段祺瑞对子弟的教育非常重视，如果书读得不好，他不但责罚自己家的子弟，冯家的几个儿子也要同时受罚，一视同仁。

    在前清时代，由于受到大领导袁世凯的影响，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政见基本相同，直到段祺瑞发出“共和通电”，冯、段两人才出现分歧。关于这件事，冯国璋对段祺瑞是非常不满，但后来见势已如此，也只好作罢。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成为了主导当时政局的风云人物。但也许是年龄的缘故，冯国璋和段祺瑞在收拾乱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冯国璋比段祺瑞大6岁，1917年的时候段祺瑞正好52岁，尚有余勇可贾，而冯国璋已经是58岁，明显老态毕显。由此，段祺瑞主张要武力统一，而冯国璋却不忍杀伐过度，认为还是和平解决的好。

    冯和段的这个分歧，完全是原则立场的分歧，这要调和起来有点困难。就拿傅良佐督湘这件事来说吧，冯国璋最开始是不同意让傅去湖南的，最后因为段祺瑞的坚持才让步。像黎元洪一样，冯国璋当时的工作也主要是盖印，程序一般是这样：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志潭带着公文来总统府，随后在总统府代秘书长恽宝惠的带领下去请冯国璋用印。一般来说，国务院的公文须冯国璋看过一遍，然后再交恽宝惠盖印，盖完后交还张志潭，周而复始。

    有一次，张志潭拿着一些公文来请冯国璋盖印，其中便有傅良佐督湘的任命书。冯国璋看到后，便停住不动，并不像之前那样随手交给恽宝惠盖印。张志潭见冯国璋犹豫，便将段祺瑞的理由转述了一遍，说傅良佐原籍湖南，又是军人，去做湖南督军一定会胜任愉快的。冯国璋听后，不以为然的说：“这恐怕不见得吧？你还是回去跟总理再商量商量！”于是，这份任命书又被递回了张志潭。过了几天后，段祺瑞提出让傅良佐做督军或者省长任选其一作为让步，便又让张志潭去总统府盖印。张志潭去见冯国璋之前，先找了恽宝惠沟通，让他到时帮忙说几句话，这才通过了对傅良佐的任命。

    傅良佐的任命一事虽然解决了，但背后的分歧依旧存在。段祺瑞本来就不经常去总统府，加上两人都上了年纪，彼此间的走动也已不是太多，因此沟通上的问题日渐突出，分歧越拉越大。譬如段祺瑞是喜欢打麻将的，之前冯国璋去段家也会打上几圈，但冯国璋上了年纪特别是当了总统之后，已经不爱从事这项运动，而段祺瑞不明就里，他却认为冯国璋是故意在他面前摆总统的架子。

    话说回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白了就是个人情社会，你不多走动，哪里来的人情呢？麻将成为国术，这并不是偶然呢。

    在王汝贤、范国璋部的北洋军后撤、傅良佐仓皇逃出长沙后，冯、段两人的分歧便开始公开化了。段祺瑞主张追究王、范两将的责任，而冯国璋则认为傅良佐同样渎职，也主张严办。最后，傅良佐被免职，而王汝贤和范国璋则因军务重要，仅仅是给予口头申斥，轻轻带过。

    段祺瑞得知后十分气恼，便放出风去说要辞职。然冯国璋却不是黎元洪，过了几天，当张志潭拿着公文前去盖印的时候，冯国璋在盖好之后，突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总理还不辞职吗？”恽宝惠和张志潭两人听后，都觉得冯国璋这话说得太冒昧了，特别是张志潭，这如何回答呢？好在张志潭还算反应比较快，他神情严肃的说：“辞呈就上来！”

    当然，辞呈还没有这么快，张志潭也就是随机应变，说说而已。但没过几天，直隶督军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四位督军突然联名发布了一则通电，要求停战议和，反对武力统一。这“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段祺瑞岂有不知其中的文章，随即便真的提出辞呈，再次辞去总理并兼任的陆军总长职务。

    有意思的是，冯国璋却只准了段祺瑞辞去总理而保留了陆军总长一职……各位，这不是故意打老段的脸吗？哪有辞去总理却腆着脸继续干总长的？这总理都做不了，岂能继续做陆军总长？于是段祺瑞便再次辞职，这次冯国璋却不再挽留，一一批准。

    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得要找一个替手。这替手是谁呢？原来是“北洋之龙”王士珍。在袁世凯被踢回老家后，王士珍其实已久疏军政两界近十年，手头既无军人势力，也无政治本钱，加上年亦老朽，血气已衰，本是不堪重用的，但冯国璋还是觉得王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性情平和，资格又老，于是便引为己助，并借以抵制皖系，调和南北。

    王士珍和冯国璋、段祺瑞当然也是老哥们，这“段去王来”，这两人的面子都有点挂不住。对段祺瑞来说吧，王士珍出任总理有卖友之嫌；但冯国璋又对他说：“老聘，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么？”所以，王士珍也实在是推脱不得，只好勉为其难了。

    段祺瑞辞职后，原阁员也按例全部自动辞去，改由王士珍重新组阁，最后名单如下：陆征祥为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江庸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海军总长仍用刘冠雄，陆军总长则由王士珍自己兼任。

    11月22日，段祺瑞正式辞去总理职务，第二次“府院之争”再次以段祺瑞的去职而告终。由此，老段的第二次内阁不过三个月便不幸倒台……这冯国璋毕竟不是黎元洪！

    12月1日，王士珍公布了自己的阁员名单，新一届内阁宣告成立。在这本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湖北前线却传来不和谐音：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布独立；三天后，第九师师长黎天才也在襄阳宣布独立，并与广州护法军政府遥相呼应。为了赢得云南靖国军唐继尧的接应，襄、荆两地均改名为湖北靖国军，并推黎天才为总司令。

    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在王汝贤、范国璋部北洋军撤离至岳阳后，南方军势力挺进长沙，占据优势，在他们的鼓动下，与湖南接近的湖北襄荆两地起而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长江上游总司令、四川查办使吴光新（也就是段祺瑞的小舅子）也在四川被川军熊克武等部打得大败，仓皇退回鄂西。

    这下，段祺瑞布下“武力统一”的两颗棋子已经完全失败。有意思的是，吴光新在四川吃了败仗，但他却想在湖北露一手，于是便打电报给北京，要求收复荆襄，将功折罪。

    吴光新的电报发出后，湖北督军王占元着急了。王占元出生于1861年，他的经历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基本类似，也是小站旧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投入袁世凯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在武昌起义后，王占元任第二镇第三协协统，在南下镇压革命后因功升为第二镇统制。二次革命爆发后，王占元再次领军出征，并由此在湖北扎根，并逐渐独掌大权。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吴光新要打湖北靖国军，王占元又有什么好急的？这不是借兵助剿，好事啊！

    其实不然。因为当时的湘军势力正旺，他们想一举攻下岳州，将北洋军逐出湖南境内，而王占元和南方军联帅谭浩明正在竭力调和，试图平息局面。如果这时吴光新进攻荆襄，必然会引发湘军进攻岳阳，由此战火重燃，危及湖北的安全。

    12月4日，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请求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而两天后，以曹锟为首的八省督军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却发表了一个言辞更加激烈的通电，要求冯国璋立刻颁布对南方军的讨伐令，这标志着北洋系已经在战和问题上彻底分裂了。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发布停战议和通电的直隶督军曹锟这次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战的急先锋，这又是为何呢？

    据说，曹锟的转变，是有两个原因的，一是北洋元老徐世昌的指点，二是徐树铮向其许诺，支持其获取副总统一职务。曹锟当时驻节天津，与寓居于此的徐世昌多有来往，在之前的那个停战议和通电发布后，徐阁老却不以为然，说：“芝泉固然性子太急，但华甫也不该暗中唆使王、范二人，以至于倒戈失湘。他们两人如此闹法，今后如何收拾？”

    曹锟听后，支吾了两声，徐世昌见他还不明白，便又道：“冯、段两人争斗，你们也不在其中帮助调和，如此以后，恐怕北洋团体四分五裂，届时民党卷土重来，你们到时都推卸不了责任呢！”曹锟听后，这才如梦初醒。

    至于徐树铮，其在段祺瑞倒台之后仍旧忠心耿耿，为段祺瑞的复出而上下奔走，遍访各省督军，以寻求支持。有一次，徐树铮见到曹锟，表示只要他支持段祺瑞复出并赞成“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便愿意在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时支持曹锟就任副总统。曹锟在经过徐世昌的一番点拨之后，本就对通电主和有所悔意，又听说段祺瑞愿意支持自己当副总统，由此也不免动心……冯国璋不就是由副总统当上了大总统的吗？既然老冯做得，如何我老曹就做不得呢？

    冯国璋在接到两份完全对立的电报后，也十分为难。他仔细一估量，主战的督军都在北京的周围，而主和的长江三督虽然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毕竟相距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倘若不对这些主战的武夫们有所回应，还不知道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想到这里，冯国璋急忙把内阁总理王士珍等人找来，商议对策。王士珍说，现在主战的都是老段的势力，何不将老段请出，给他个闲散职位，以免得他从中作梗，牵制中央。冯国璋想，这老段并非是寻常人物，除了总理一职，哪里还有职位可以安排？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出一个新名目：老段不是一意要对德国宣战吗，何不给他个参战督办的名义，以示中国参战？

    老段听了这个主意后，倒也不推辞，只说参战督办一职须与陆军总长联合，不然凡事梗阻，倒不如不就任。王士珍听后，自然明白老段的意思，于是便主动辞去了所兼的陆军总长一职，改提名老段的亲信段芝贵来充当此职，冯国璋对此也无甚意见。

    数日后，老段便带着段芝贵去总统府见冯国璋，两人重归于好，言笑如初。虽然冯、段间还有些疙瘩，但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却是个善于插科打诨的家伙，三人一席言谈，最后尽欢而散。

    有了冯国璋的让步，老段心中的“武力统一梦”不免又再次升起，由此，南北也就要再起烽烟了。

    为了协调南下作战，徐树铮特地邀请各省督军前来天津开会，参会的有直隶督军曹锟、安徽督军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等人，山西督军阎锡山、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福建督军李厚基、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等也派有代表，就连关外的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也有代表前来参会。

    武人们聚在一起，自然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个恨不能立刻飞奔南下，给南方军一点颜色看看。在会议上，曹锟和张怀芝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完全控制了这次的动向。由于冯国璋是大总统，不好直接骂他，于是这些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主和的“长江三督”，特别是江苏督军李纯，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并被扣上北洋的“内奸、小人、走狗、叛徒”的大帽子。光骂还不行，得有实质性的东西。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天津会议初步决定，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并拟以两路南下进攻湖南：第一路以曹锟领衔，沿京汉路经过湖北后进攻湖南南部；第二路以张怀芝为主帅，沿津浦路南下后经江西攻入湖南东部。各省督军还约定了出兵的兵力，其中直隶、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出兵两万，山西和陕西各五千。

    有意思的是，之前只要是提到用兵讨伐，各省督军总是推三阻四，而且出兵之前一定要中央将粮饷枪械补充齐全，经费发足，否则决不动兵；而这次督军团会议却面目一新，各省督军们个个自告奋勇，精神可嘉，他们非但自愿出兵，而且愿意自筹经费，并不需要中央出一个子儿。

    1月23日，在北军尚未大规模南下的时候，吴光新便在天津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一举攻下荆州；而2日后，由吴佩孚统属的第三师第五旅张学颜部也占领了襄樊。至于最先独立的黎天才和石星川的所谓“靖国军”，早因内部分裂而土崩瓦解。

    冯国璋在接到这个消息后，却试图“以胜求和”，并与南军联帅谭浩明约定南北军互相撤退，不得开火。可惜的是，谭浩明这时也已指挥不动当时的湘军，何况是吴光新等部已经攻克了荆襄，他们自然不肯罢休。

    1月24日，湘军赵恒惕部向驻扎在岳阳的北洋军第二师王金镜部、第八师王汝贤部、第二十师范国璋部、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发动进攻。由于这几支部队均属于冯国璋的直系范围，他们并不愿与湘军发生冲突，于是便将岳州焚烧一空后不战自退，等湘军来到岳州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座烈火焚烧、余火未尽的空城。

    在“二次革命”后，岳州便一直被北洋军所占据，这次的胜利收复使得湘军上下十分激动，也令西南各省大为振奋，因此很多人都主张乘胜北上，顺势攻下武汉，扭转南方的颓势。但是，联帅谭浩明并没有采取湘军的意见，他认为南军攻下岳州后已经是强弩之末，并不具备继续进军武汉的实力；而且，岳州可以作为北洋军攻下荆襄的补偿，适可而止，也不失为上策。

    谭浩明的后台老板是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他也觉得南军既然已经攻占岳州，湖南已经成为了西南的屏障，再北上进军，一无实力，二无必要，三是怕引发北军南下，反而另起争端，倒不如就此熄火停战，也好保自己的一方太平。至于西南省份其他督军，如云南唐继尧等人也是这般认为。

    而在另一边，湘军攻占岳州的消息传来后，立刻激起了北洋系主战派的一片怒吼，他们一再逼迫冯国璋立刻发出明令，讨伐南军。在这几天里，冯国璋被搅得心烦意乱，几乎要淹没在主战派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当主战派们眼巴巴的等着冯国璋下讨伐令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冯国璋大总统不声不响的乘火车南下，这下可就把他们惹毛了。

    1月26日下午，冯国璋离开北京南巡，第一站便是天津。当天晚上，冯国璋便见了直隶督军曹锟，和他谈了半夜的机密，争取这位“虎变将军”的支持。曹锟本是直系中人，自然不好对冯国璋过于为难，只是说：“要主和，就必须先主战，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了，和平才有希望”……这倒也不失为真知灼见。

    冯国璋在天津督署借宿一宿后，次日便继续南下。这时，冯国璋出京南下的消息已经传出，段祺瑞等人听后十分气恼，连夜发电报给沿途的督军张怀芝和倪嗣冲，让他们将冯国璋堵回京城，不得延误战机。

    山东督军张怀芝接到电报后，便带着随员来到济南火车站，眼巴巴的等着冯总统的专车莅临，不料车倒是来了，却风驰电掣的一驰而过，张怀芝连冯国璋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原来，冯国璋离开天津的时候，心想这张怀芝是铁了心要跟着段祺瑞主战的，他又与安徽督军互为党援，何不先去蚌埠说服倪嗣冲，届时张怀芝自然不攻自破。

    于是，冯国璋的专列在经过济南的时候，便没有停车而是直接奔蚌埠去了。张怀芝在吃了一个闭门羹后，急忙发电报给倪嗣冲，让他做好截留的准备。所幸济南和蚌埠尚有几小时的车程，倪嗣冲得以从容布置，他带着卫队将车站给围了，然后在一边静待冯总统的大驾光临。

    不久，冯国璋的专车便来到蚌埠车站，不消拦截，车便停了。冯国璋下车后，倪嗣冲早已等候多时，他立刻上前恭恭敬敬的迎住冯总统，将他请到督署小坐，好生招待。当天下午，张怀芝和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张敬尧也赶到蚌埠，冯国璋这才发觉事情不妙。

    倪嗣冲等人先是客客气气的问冯国璋：“总统这次微行出巡，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为何也不提前通知，也好让我们有所准备，好好招待。”冯国璋见躲不过去，只好说要南下与各省督军商议下和还是战的问题。

    倪嗣冲说：“总统既要商议大事，何必亲自南下？只须打个电报即可。”说完，他便自作主张的给江苏督军李纯发电报，请他来蚌埠商议。令冯国璋十分生气的是，第二天来的并不是李纯本人，而是他的代表齐燮元……这是什么意思嘛？！

    事情呢，其实很清楚，李纯明知道冯国璋被困在蚌埠，他不肯亲自前来解围而只是派了个代表前来，这就不是迎接而是有“挡驾”的意思了。原来，当时有个传闻说，这次冯国璋南巡是因为被困北京，所以他希望借此重返江苏老巢，但冯国璋要是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长留南京的话，江苏督军李纯的身边就不免多了一个婆婆，这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李纯是冯国璋的“忠实信徒”，但在危及他利益的时候却一点都不含糊。

    冯国璋见继续南下南京已经“此路不通”，只好同意倪嗣冲的意见，在蚌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很显然，这次草草召开的会议几乎被主战派完全控制，倪嗣冲等人七嘴八舌的，说的都是一个套路，那就是催促冯国璋赶紧下令开战，荡平西南。

    冯国璋在会上虽然没有扮演菩萨，但他每次开口，总有七八张嘴把他的话被堵了回去……这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冯国璋虽然不完全是个秀才，但毕竟是一嘴不敌八舌啊。

    说到最后，张怀芝不耐烦的道：“总统想与南方谋和，除非你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他；如果总统不想让出此位，那就只有主战一条路可选。如果将段合肥请出，我们北洋军心一致，莫说他一个小小湖南，就是整个西南我们也可以一举荡平，岂不痛快！”

    安徽督军倪嗣冲则更有表演天赋，他拉着冯国璋的手大哭道：“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了！你看南方的势力多么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在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说，直皖两派要分裂，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残杀，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就完了！”

    倪嗣冲此人一向粗鲁野蛮，素有武健严酷之名，人送外号“倪大炮”，喜发惊人之语，爱做惊人之事（所以后来得了精神病而死），他既是一个骄横恣意的军阀，又是一个顽固的保皇派。在政治上，倪嗣冲唯人是听，有大清皇帝，他就听皇帝的；皇帝没了，他就听袁世凯的；袁世凯死了，他就改跟从段祺瑞了。由于在政治上一贯正确，所以倪嗣冲也就在安徽任上稳如泰山，也算是深得中国政治之精髓了。

    倪嗣冲的一番哭闹，冯国璋也难免有些感动：老倪也一大把年纪了，如此忠心爱国，一心护着北洋，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

    事已如此，冯国璋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和论调而改对倪嗣冲等人的主战观点表示认可。既然这样，继续南巡已无必要，冯国璋便于29日沿着津浦路原路返回了北京。

    老冯白费了一番心思，不但白跑一趟，还讨个没趣，正当他怏怏不乐之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发来一个电报，称“湘、粤、桂三省南军已经攻陷岳州，驻岳总司令王金镜和其他北洋各部均已撤离。南军占据岳州后，又向通城等地发起进攻，声势正盛，请求急援”云云。

    冯国璋看到这里也不免动怒了，他胡子一翘，大腿一拍，惊呼道：“不得了！南军如此猖狂，看来不开战是不行了！”

    次日，冯国璋便发下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授曹锟第一路军总司令，率吴佩孚的第三师和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张敬尧率第七师和两个补充旅南下进攻湖北通城；第二道命令是授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率施从滨的山东暂编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的第十二师、李传业的安武军一部，还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各队伍分别南下，进攻湖南东部。

    紧接着，冯国璋又发布命令，将闹“独立”的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南军的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勋位军职等一股脑儿给撸了，并令前线部队将之擒拿严办。

    另外还有三道命令，却是惩处北洋系内部人士的：第一道是令将逃跑的前湖南督军傅良佐组织军法审判，以肃纲纪；第二道是将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撸掉军官勋位勋章，姑且留营戴罪立功；第三道则是在主战派的强烈压力下，冯国璋将江西督军陈光远的上将衔陆军中将勋位撸去，仍留督军本职，以观后效。

    冯国璋的这三道命令，粗看是罪责分明、一视同仁，但细看却是内外有别、亲疏有分：逃跑督军傅良佐无兵无权，又系段派，所以惩罚最重，要以军法审判；而王汝贤、范国璋、王金镜、陈光远这几位因是直系中人，却被轻轻带过，不过摘了那些无用的勋位勋章及军衔，其在军中或者地方上的权位却丝毫不为所动。

    但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毕竟已经走上了主战的轨道，这也就让这些武夫心满意足，不再纠缠于具体细节而是抖擞精神南下建功。2月6日，曹锟亲临汉口，在此坐镇指挥第一路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司令杜锡圭的率领下，带着“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五舰由水路开进，帮助陆军发起攻击。

    至于南军这一边，由于内部派系太多、矛盾重重，直到北洋军大举南下后，仍旧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当时的南军形势如下：湘军的赵恒惕部驻扎岳州、刘建藩部驻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等部均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所谓“预备队”者，其实就是不想开仗罢了。援湘军的后台老板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已经意识到，南军加入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只能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与其拿自己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倒不如全身而退，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由此，当时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赵恒惕、刘建藩等部湘军子弟兵……谁让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