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伐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身边并没有一兵一卒，他当时主要借重李长泰的第八师、冯玉祥及曹锟的部队，这才讨逆成功……用流行的说法，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完全凭借着个人的威望“咸鱼翻身”，这不能不说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内了。

    在湘鄂战争的时候，段祺瑞原本指望北洋的军队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的梦想，但前线的部队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人家如何肯帮你火中取栗呢？所以，湘鄂战争进攻了两次，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段祺瑞也由此感到手中无兵的切肤之痛。

    按理，段祺瑞曾在清末编练新军的时候先后担任过北洋三个镇的统制，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又担任过几个军事学堂的督办，怎么说也该有自己的子弟兵，但在袁世凯民国当政后，段祺瑞虽然被任命为陆军总长，但却与部队脱离了直接关系，这时间久了，指挥不动，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可以这么说，段祺瑞终其一生，应该算是一个军人，而非军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也就不能借此拥兵自重，而这两点恰好是军阀的主要特征。不过，段祺瑞原本是具有这个条件的，可惜运气不佳，没有做好。

    这又从何说起呢？

    说到这事，还得从对德宣战这事说起。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山东的德国鬼子也被日本鬼子给干掉了，加上1917年后德国已经显露颓势，此时宣战本该是稳赚不赔的好事。但是，偏偏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叫“好事多磨”，1917年11月7日，本与中国同一集团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一炮比之武昌起义的那一炮威力却大出许多，武昌的一炮只影响了中国，而俄国的那一炮却震惊了世界……

    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和德国签订了一个绝对是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单方面宣布媾和，随后又退出协约国集团、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按照《布列斯特和约》，苏俄须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并赔款30亿卢布（约60亿马克），但苏俄却由此赢得了和平及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对巩固新生的苏俄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至于那个条约嘛，都是空口白话，德国不久就战败投降了，谁还认账？

    以空间换时间，这等外交，是需要莫大的魄力和定力的，非一般人所能为也。当然，卖国还是高明外交，这是人家的事情，咱这里就讲民国，也没必要扯那么远，就说苏俄退出战争后，协约国集团却一片恐慌，生恐德国借势反扑，战局扭转，所以大家伙一味的压迫苏俄继续对德作战，不然便要追究责任，视为敌国。

    当时的冯国璋政府得了这个消息，也被恐慌情绪所感染，这万一德国前来报复，岂不麻烦？所以，段祺瑞被委任为参战督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谁让祸事是你惹下的呢？只好请你老段自己包圆了。

    这时，日本人却向老段抛出橄榄枝，称俄国与敌国单独媾和，必将威胁到远东的安全，既然中日是同一集团，又是远东近邻，何不未雨绸缪，联手对付苏俄呢？为此，日本提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那就是由日本借款2000万日元以提供军饷和购买军械，并帮助中国编练一支参战军。

    段祺瑞得了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全然忘记了日本人背后的阴谋，于是便派参谋处处长靳云鹏负责中日谈判，力争把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给做下来。靳云鹏不负众望，加上此时老段又官复总理，各事都办得顺利，于是中日双方在5月中旬分别签订了陆军及海军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其内容包括日方提供借款以购买军械和支付军费，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参战军。

    但是，日本人的优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日同盟之后，一旦日本在西伯利亚发动对苏俄的战争，中国在军事行动区域须与日本合作，相互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中国参战军参加西伯利亚作战，须服从日本司令部的指挥；日本军队和军需品经东北铁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前者是日本控制，后者本属俄国）运输时，中日应该相互协作。

    此中的危害，便在于日本可以借口防敌，任意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也为后来日本出兵北满并侵夺中东铁路路权提供了机会。1918年8月2日，日本宣布对俄作战，随后一路占领海参崴，一路沿着铁路北上占领赤塔，由此侵占了苏俄在远东的大量领土。但是，日本的军事行动很大一部分却是需要通过中国东北运输的，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一条重要的伏笔（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南满变成了势力范围，这次是乘着俄国革命再度觊觎北满）。

    事实上，在段祺瑞主政期间，其向日本的借款远不止这一次，譬如著名的西原借款，就高达惊人的一亿四千五百万元（交通银行借款2500万，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吉黑林矿借款3000万，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山东二铁路2000万，参战借款2000万），再加上其他借款的话，如善后借款的三次垫款3000万，京畿水灾借款5000万，军械借款3200万，总数额接近两亿八千万日元。

    有人会说，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愿意借给中国钱哪？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啦。原来，当时由于欧战，日本贸易大量出超，结果累积了大量的金融资产需要寻找出路，否则的话，将在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这时中国正好缺乏资金，日本的借款实际上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

    除此之外，借款对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特别是由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更迭频发，很多借款往往成了一笔糊涂账，到底还了多少还是根本没还，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所以，借款问题也极容易引发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

    但很遗憾的是，此时的段祺瑞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时的心思完全放在了编练参战军上面，殊不知日本人送出的糖衣炮弹是有毒的……而且毒性极强。

    从历史上看，日本因为本国的资源有限，缺乏发展空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便立志将朝鲜半岛与东三省吞并，借以移民屯垦并最终与日本本土合并，成立一个新的“大日本帝国”。这个既定战略，可以从黑龙会和日本军部支持辛亥革命党分裂中国为本土十八省及其满洲、辛亥革命后又抛弃革命党支持满族宗社党制造满蒙独立，加上之后发动“九一八事变”打造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在黄海大战实在缺了几分运气，由此也逆转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的国运。不过，上帝是公平的，日本也不是不会犯错误。他们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最终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半个世纪的经营化为泡影（军人往往比政治家更愚蠢、更急功近利）。不然的话，一个合并了朝鲜、满洲、台湾的“大日本帝国”必将成为中国人至少500年甚至永远的噩梦。这一切，假以时日，步步为营，并不是不能做到的；但是野心太大，能力不足，全盘皆输也属正常。

    历史的观察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更能看出历史的最终真相。日本这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意图，无论是在历史事实还是逻辑上，都是可以说得通的。某位身处其中的著名历史人物反看不出其中的图谋，并多次声称在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倒是一件极为吊诡的事情。

    1918年8月，参战军训练处成立，负责处理这支新军队的编练事务，督练由靳云鹏兼任，并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分别由陈文运和曲同丰担任团长。按照约定，参战军的军费均来自日本借款，其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从日本购买，就连训练方式，也完全采取的日本那一套。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主要是从保定军官学校中的优秀毕业生和接近皖系的初级军官中抽调组成，训练结束后分派到参战军担任初级军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从皖系的北洋各师抽调优秀士兵前来受训，受训三个月后分派到参战军充当军士。军士教导团共六个营，总人数约3200人。

    段祺瑞对参战军的编练非常重视，在军士教导团的开训典礼上，他兴致勃勃的亲自前来讲话。看见军士训练团整整齐齐的勃勃军姿，老段十分高兴，他指着身边的督练靳云鹏对大家说：“你们看！靳督练原来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现在已经是参战军的督练了！你们要好好训练，服从命令，将来的前途，必将是不可限量的！”

    靳云鹏被老段这么一说，原来准备好的训词给硬生生的咽了回去，只得接着老段的话接着说：“不错！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不过是段督办的一个小兵，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全是段督办一手栽培提拔的，你们今天做了督办的学生，未来必有远大的前途！”

    军官教导团和军士教导团训练结束后，随即赴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了三万多名新兵，并于1919年1月正式成军。参战军共分3个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北京北苑；第二师师长马良，驻山东济南；第三师师长陈文运，驻北京南苑。

    由于参战军的武器装备都是来自日本，那在当时的国内算是非常先进了，譬如参战军第一师，全师辖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另有工兵、辎重、机关枪各一营，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第一师的基本装备，步兵全部使用日本的三八大盖，炮也是日本生产的山炮和野炮。炮兵团辖三个营，每个营辖三个连，每个连有火炮四门。机关枪营则共四个连，每连有重机枪六挺。

    在训练上，参战军也完全是按照日本军校的模式进行，分步、炮、骑、工、劈刺等科目，当时段祺瑞还成立了一个以坂西利八郎为首的参战军顾问团，并聘请了一百多名日本教官来指导参战军的日常训练。

    因此，就当时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参战军既是国内军队的佼佼者，也是段祺瑞引以为骄傲的“王牌军”。但是，参战军有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成军的时间太短，而其中的中下层军官大都是一些毕业不久的军校生，部队缺乏实战，军官也缺乏指挥的经验，整个部队的作战精神亟待考验，这些负面影响在后来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立刻暴露无遗了。

    在参战军编练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和平成为当时的主流。于是，段祺瑞便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后来又改名为边防军，自己也由“参战督办”改名为“边防督办”。在南北和谈中，南方代表坚持要取消边防军，这遭到了段祺瑞的断然拒绝。老段非但不会解散边防军，而且还要建设第二支部队，那就是西北军。

    说起西北军，还得从1918年2月徐树铮所策划的截械事件说起。当时由于段祺瑞被罢免总理职务，徐树铮为了帮助主帅复出并迫使冯国璋主战，由此策划了这样一出好戏。被劫的那批军械本是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所定购的，徐树铮当然不甘心肥水留了外人田，于是便勾结关外的张作霖突然入关，并在抢得这批军械后成立了奉军关内司令部。

    由于当时徐树铮与张作霖的关系打得火热，张作霖便任命小徐为关内奉军副司令（总司令由张作霖自兼），并利用这批军械组建了五个补充旅，其名义是准备去支援湘鄂战场上的张景惠、孙烈臣所部奉军。对于这支新部队，当时的上级军官主要是徐树铮与奉系高级将领杨宇霆所委派，而这些人基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这五个旅的具体情况如下：奉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永泉（系徐树铮推荐）；奉军补充第二旅，旅长于珍（系杨宇霆日本士官第八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第三旅，旅长李如璋（关系不详）；奉军补充第四旅，旅长宋邦翰（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奉军补充炮兵旅，旅长宋子扬（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

    后来，由于张作霖发现徐树铮挪用奉军军饷用于安福系贿选，两人关系闹僵，结果小徐辞去关内奉军副司令的职位而改任参战处参谋长，其所编的5个奉军补充旅则在段祺瑞的协调下，除于珍旅被调往岳州前线加入奉军所部外，其他四个旅均划入参战处……毕竟小徐在提供武器和委派军官的问题上比较微妙。

    在与奉系分道扬镳之后，徐树铮开始专心经营西北，而这时又因为俄国革命，一些原沙俄的军官在蒙古边境策划独立，并不断的骚扰中国蒙边。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当然不敢小视，随后他就派出徐树铮去设法解决外蒙问题。

    徐树铮当时也认为立足西北，为段祺瑞的势力谋一块地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欣然受命。但是，赤手空拳是不可能解决蒙边问题的，于是他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去招募新兵，随后又将这些新兵补充到与奉系分家的那四个旅中。

    在经过整编之后，除了王永泉的第一旅改编成第二十四混成旅调往福建支援闽浙联军外（当时粤军在进攻福建），其他部队则成为西北边防军的四个混成旅，其序列如下：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宋邦瀚，驻兖州；边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子扬，驻天津；边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褚其祥（系徐树铮的亲信），驻库伦；边防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鼎勋（系徐树铮日本士官第七期的同学），驻洛阳；边防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李如璋，驻南京。

    1919年6月，徐树铮被委任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由此，手握重兵的小徐终于要一展宏图了。而此时的段祺瑞也是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当时手握三张王牌，第一是靳云鹏统率的边防军（即原参战军），第二是徐树铮统率的西北边防军，第三则是安福国会。

    即使冯国璋与段祺瑞在1919年10月同时去职，但老段有了这文武三张王牌，又何惧哉？之前的“武力统一”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老段手里无兵，如今同时有了参战军和西北军两个“王牌军”，那离统一大业实现的梦想还会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