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下半年，民国的政坛上相对比较平静，各地修养生息，军人们练练兵，政客们磨磨嘴皮子，文人们发发文章、搞搞新文化运动，至于工人农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总而言之，天下太平，暂时无事。

    如果非要说有事，却不得不提两件蹊跷的事，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这年的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次年的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也突然自杀于督军署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按说，督军们那一个个就是土皇帝，上管不着、下不敢管，天不怕地不怕，为何好好的幸福日子不过，偏一起玩起了自杀的把戏？

    先说江苏督军李纯，他死的那年仅仅46岁，可谓是年富力强却又突然死于非命。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督军“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分明是个“勤勉细密、精明干练”的人物，如何说死就死了，未免让人怀疑。

    李纯是天津人，年青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的科班出身、小站班底，由此在军途上也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升为第六镇统制，可谓是年轻有为，机遇眷顾。“二次革命”后，李纯因镇压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又将他调任江苏督军……四十出头便做到两江总督的位置，这放在清朝可算是腾云驾雾般的升迁速度了。

    据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纯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但是，李纯在官场一帆风顺，在商界投资又生财有道，实在是看不出他为何要如此忧国忧民，进而采取如此之激烈举动。

    官方说法靠不住，小道消息倒是满天飞，一是说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的）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然将李纯击毙；另又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所以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邪乎，说是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结果愤然将之刺死；更有人说，哪有那么复杂，李纯其实就是被自己部下给做掉的，而嫌疑最大的，莫过于遗嘱中的指定接班人、帮办军务齐燮元。

    李纯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众说纷纭的，谁也说不清，死人又不会说话，也只能算是民国的一桩悬案。

    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两个督军的晦气事姑且说到这里，下面继续说说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直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到，但继任者则为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是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张景惠的第一师、邹芬的第十六师、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等12万兵力。

    在奉军的压迫之下，曹锟这才下决心与张作霖决裂，他打电报给吴佩孚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身边幕僚觉得这说得太不文雅了，曹锟摆摆手，说：“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

    有了曹锟的支持，吴佩孚也迅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当时吴佩孚的兵力分布如下：西路司令吴佩孚，率董振国第十三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进攻长辛店，张锡元的第四混成旅为预备队；中路以王承斌为司令，率所部第二十三师的第四十五旅及第三师的杨清臣第六旅，由霸县进攻信安；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率所部第十四混成旅及第二十六师的一个旅进攻白洋桥。另外，冯玉祥率第十一师及胡景翼、靳云鹗等部出师河南，监视与奉系有勾结的赵倜，张福来等部则为援军，其总兵力也不下12万。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在东路、西路同时进攻，当晚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里都可以隐隐听到。在西路长辛店，奉军张景惠部的炮火压倒了吴佩孚的直军，但吴佩孚用兵一向狡黠，他以林木伪装成军队、以鞭炮伪装枪炮声，引诱奉军大量开炮，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这才命直军出击，将张景惠部杀得大败。

    这时，张作霖及时地派来了梁朝栋旅和邹芬的第十六师，这才稳定了西路战线。但是，邹芬的第十六师原本是王廷桢的部队，也就是由老直系冯国璋掌管的禁卫军拆分而成，他们就像兄弟部队第十五师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很快便向直系倒戈了（禁卫军原来是用来倒戈的，此可谓是再续光荣传统）。在这利好消息之下，吴佩孚率军猛攻，结果援军梁朝栋旅被彻底击溃，旅长梁朝栋也性命断送。

    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张景惠见势不妙，只好托邹芬的关系说情，让他的部队撤回北京，而自己愿意到直军做个俘虏。西路奉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更是土崩瓦解，慌不择路，很快便被直军缴械，张景惠也成了一个真正的“阶下囚”。

    在中路，王承斌所部也大败奉军李景林，尽管李景林下令死守大城，但王承斌不折不挠，攻城九次，终于将大城收复。在奉军援军许兰洲部开到后，王承斌分兵拒敌，进而复退，前后四次，终于占领马厂，对直系获胜立下大功。

    在西路崩溃、中路失败后，张作霖还试图稳定局面，他甚至亲自驱车到东路的落垡进行指挥，但一路上只看到奉军士兵疯狂后撤，败兵如潮，这下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张作霖随即调转车头，并下达了总退却令，随即仓皇逃回了滦州。

    张作霖退回滦州后，他摸了摸脑门上的汗，忍不住骂道：“妈了个巴子，这一仗打得真是窝囊！要不是一路上有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旅保护，老子今天就差点玩完了……他妈的，这个该死的吴小鬼，还真是有两下子啊！”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装模作样的下达四道命令：1．通缉梁士诒，解散梁内阁（梁士诒早跑到日本去了）；2．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3．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4．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笑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手无寸铁的老徐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别说你撤我的职，我还不愿意到你手下做呢。”说罢，张作霖把吴俊升找来，把电报递给他，吴俊升一看，连说不敢不敢，一切惟大帅之命是从。

    6月4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分别为副总司令。对此等自绝于中央的独立行为，张作霖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联省自治”……中央莫管我事，好官我自为之。

    为挽回一点面子，张作霖又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奉军在秦皇岛一带发起反击作战，并与直军彭寿莘部及孙岳部发生激烈交火。好在当时直军也没有进军关外的实力和准备，双方在各国领事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约定以榆关为界线，奉军撤回关外，而直军除一部留驻榆关外，其他全部撤回原防。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吴佩孚再创辉煌。

    战争结束后，直系的实力再度扩张。先是在战前便暗中做了内应的河南督军赵倜，他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误信谣言，说吴佩孚已战死（他倒是真这么想来着），于是他急吼吼的跑出来发表通电，历数吴佩孚、冯玉祥之罪恶，结果奉军刚一战败，他和弟弟赵杰的宏威军便全被缴械，河南督军则改由冯玉祥上任。

    同年，江西督军陈光远因抵抗南军不力而被免职，曹锟、吴佩孚提请原察哈尔都统蔡成勋为江西督军，周荫人继任第十二师师长。次年，因为土匪孙美瑶闹出“临城劫车案”（多名外国人被劫为人质），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外交压力下，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于当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山东督军为郑士琦（皖系）接任。

    由此，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除掉东北和西南，真的有雄霸中原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