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闯入内阁首相犬养毅官邸。来者共有9人，分成两批。一批走前门，一批走后门。警卫官邸的警察在枪口下很快被制伏。

    在官邸餐厅内，三上卓见到了犬养首相。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枪没有响。枪机戏剧般地出现故障。

    “如果听我说了，你们就会明白。”犬养首相被拉到满是军人的会客室时，力图镇静地解释道。他还想说服这些配带武器的不速之客。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本奔走斡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到上海，卖力地声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10个百分点，滨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9.75个。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反对浪潮仅仅来自军方，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阁“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犬养毅因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在大选中遭到失败，与民政党的273个议席相比只获得174个议席，便为倒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决定军事力量发展这一最为重要的国政也说成是内阁管辖之外的事，虽然搞垮了滨口内阁，却也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滨口内阁还硬顶了一会，不顾军令部的抵制和犬养毅的政友会的反对，签订了日、英、美三大海军国《关于限制和缩减海军军备的条约》，即《伦敦条约》。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于1930年10月27日在英国外交部举行。滨口出席。18天之后，他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暴力主义者行刺，身负重伤。

    刺客佐乡屋留雄与臭名昭著的皇室成员、阴谋家东久迩宫有联系。

    近代日本发生的多起刺杀事件，都与这位东久迩宫有关。

    滨口首相1931年8月26日去世。

    他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却死于无法无天的帝国。

    1932年5月就轮到指责滨口“侵犯统帅权”的犬养毅了。当血盟团青年军官黑洞洞的枪口开始瞄向犬养毅的脑袋的时候，不知他能否记起自己对滨口的指责？

    犬养毅是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众议院大选开始，连续1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议会内打倒藩阀和拥护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日本近代最富盛名的民主政治家，却亲手葬送掉惨淡经营起来的民主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日本国家发展的巨大悲剧。

    被刺杀前两个月，犬养毅已经意识到了危险。1932年3月15日，他给青年时代的朋友上原勇作元帅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军人犯上的现象表示十分忧虑，另一方面竭力表白自己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形式上停留在政权分立，而事实上已达到我方目的，我煞费苦心”；“如不迟早改善这种关系（注：指同中国的关系），一旦俄国的五年计划完成，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充实，它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保持长久沉默的。作为对俄国的防备，本人认为应尽早改善与中国本部的关系。”

    战败后的日本历史学者们称赞这段思虑为“卓越见识”。

    犬养毅本人何尝不想吞并满蒙。只是比起那些狂躁蛮干的军人来，他忧虑的眼光更加精细、长远而已。就是当初卖力地资助孙中山，他也有独特的考虑。在写给派去照顾孙中山的陆羯南的一封信中，他说：“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国民党那些与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元老们，若知道犬养毅这封密信，知道连孙中山都被称为“无价值之物”却又“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然后“以备他日之用”，对他们心目中那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不知该作何感想？

    资助孙中山是一张牌，承认中国在满蒙的权益也是一张牌，核心都是为了日本利益，特别是为了躲避日本即将面临的现实危险。

    犬养毅留给中国的所谓“权益”，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

    即使如此，军部也认为他在背叛。

    想走钢丝的犬养毅，是在刀尖上跳舞。

    1932年5月15日，他终于从刀尖上掉了下来。

    二、大和民族的血祭

    主持刺杀犬养毅的，是极右翼军人组织“血盟团”。在军法审判中，行动头目、霞浦海军航空兵军官古贺清志中尉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要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三上卓大声在法庭上说：“我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只有开第一枪的黑岩勇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被审讯的军官们收到了110000多封表示支持的信件。有357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对血盟团人员宽大处理。新泻市竟有9个人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泡在酒精里送给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并附信说，虽然被告“犯了法，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竟然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这样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由于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因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所致。必须铲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联合声明几乎成了被审判者的宣言书。可见日本的法律当时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如上所述，审判期间，公众对杀人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每天都有请愿的人群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首犯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信啦、礼品啦、点心啦，另外还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是想做古贺的妻子……”

    辩护律师介绍，还有很多姑娘自荐到三上卓中尉那里。

    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说，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埋葬了犬养毅之后，新首相是海军大将斋藤实，美其名曰“举国一致内阁”，举国一致干什么？

    举国一致走向战争而已。

    疯狂野蛮的日本战车，被卸下了最后一道限速锁链。

    如此主动、如此积极、如此自觉、如此大面积地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日本。今天却振振有词地说这一切是根源于别人。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就当年日本的政治转型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日本的压迫、尤其是美国的压迫。

    美国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日本海军主力舰的吨位、废除石井/蓝辛协定、限制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制定排日的移民法案等，给日本的前途投下阴影。

    其二，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排挤。

    随着工业化的跃进，日本日益需要从海外进口物资和向海外开辟市场，但欧美国家纷纷高筑关税壁垒保护自身产业，面临人口过剩、资源贫乏、资金不足的日本，逐渐被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生存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

    其三，中国的排日运动。

    认为中国收复国家权利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相结合，矛头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时为中国提供了统一国家的手段，抵制日货运动弥漫中国，发展到了叫喊要收复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地步，终于酿成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就是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提出的日本转向法西斯的缘由。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

    侵略别的国家，占领别国土地，屠杀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不但不应由日本负责，日本自己还满肚子牢骚、满内心委屈、满脑袋不服。至于日本应负什么责任？一点儿也没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竟然都是别人的不是，没有日本的不是。

    这样的书竟然被选定为日本的教科书，看来还不仅仅是用岛国国民性的狭隘来解释那样简单。如果早些把这些堂堂正正的法西斯理由、战争理由炮制出来，当年的日本为什么还要无条件投降呢？

    日本现在年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为日本的战争受害者搞和平祈祷，却从来不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死难的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泰国人、缅甸人这些战争受害者的和平祈祷。只记住两颗原子弹，只记住自己受了原子弹之害，忘掉当年雪片一样支持法西斯分子的信件，忘掉主动愿意嫁给他们的姑娘，忘掉剁下来泡在酒精里的那些手指，忘掉当年张灯结彩、扶老携幼为其军队攻城夺地而欢呼、游行、庆祝，能够总结出真正应该铭记的教训吗？如果仅仅祈祷把和平和生存留给自己而不在乎别人的死亡和苦难，甚至还要删改教科书中的有关记载，甚至再编纂那些满纸谎言的所谓“教科书”，军国主义真的能够在日本根绝吗？我们也有一些“胸中有数（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目中无人（国民特质、思维习性）”的学者，认为日本转向法西斯的原因虽然在内部，却主要是少数军人不满现状所致。认为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实行裁军，军费由1921年的7.3亿日元下降为1930年的5亿日元以下，减幅达40%，引起军人的强烈不满。“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东郭先生一样善良的学者又为对方想出一条多么绝妙的出路：军费削减竟然也成了转向法西斯的理由。前者说转向法西斯不是日本的选择而是美、英、中迫使日本作出的选择，后者说即使是日本的选择，也是日本军人的选择而不是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选择。

    法西斯禾苗为什么在日本长得如此茁壮、如此疯狂？其土壤在哪里？养分是什么？根须在何处？仅仅是少数坏分子蒙蔽了广大人民群众？

    以少壮军官为主的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疯狂，根源于日本社会情绪的疯狂。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开辟出一条理想的前进道路。但一个人会走入误区，一代人也会走入误区，甚至包括一个民族。导致整个国家转向法西斯的责任，绝不能仅仅归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几个甲级战犯。当俄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实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的热血青年推翻了爱新觉罗王朝，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日本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1926年12月25日，当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莫斯科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正就中国革命问题争辩不已的时候，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

    这伙少壮军人也是日本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日本现存社会充满了批判。但他们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青年军人组织樱会在宗旨书中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污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敝，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

    政党行径丑恶和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了党贼；财团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形成财贼；政府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形成权贼。

    “三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必须将其打倒。

    怎么打倒？用北一辉1919年在上海用清水米饭泡出来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

    热血与献身，在日本导致的竟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整个20年代，在日本以军人为主干的法西斯组织真如“雨后春笋”。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建立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1923年“三羽乌”之首永田铁山回国，建立二叶会。

    1924年平沼浅一郎发起成立国本社，大川周明成立行地社。

    1926年赤尾敏领导成立建国会。

    1927年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组织木曜会，西田税成立天剑党。

    1928年海军出现王师会。

    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流，成立一夕会。

    1930年9月，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成立樱会。

    由永田铁山的二叶会开头，整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一百多个法西斯团体。参加者从七十多岁的退休元帅、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直到士官学校刚刚毕业的少尉官佐。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夕会和樱会。佐级、尉级军官中所谓有志、能干的“英俊人物”多集中在这两个组织里面。这两个团体云集了昭和军阀集团的精锐。

    一夕会1929年5月19日成立。

    成员中大佐军衔的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中佐有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根本博；少佐有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

    樱会成立的时间稍晚于一夕会，于1930年7月17日诞生。成员中大佐只有重藤千秋一人；中佐有坂田义郎、樋口季一郎、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大尉有马奈木敬信、长勇、田中清、樱井德太郎、田中弥。

    名单不短。但对日本现代史、东亚战争史、中国抗战史感兴趣的人应该记住这些名字。昭和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在里面。

    现在，这些名字又几乎全部出现在“靖国神社”里面。

    一夕会的核心是永田铁山。它以打破长州藩对陆军的人事控制为第一目标，对外主张首先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日本夺取生存空间。

    樱会的成员则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其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担任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期间，对基马尔自上而下革命颇感兴趣，想在日本也实现这样的革命。

    这两个少壮军人组织，前者着眼于对外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扩张；后者着眼于对内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改造。

    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

    日本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要向法西斯急剧转向。

    这一过程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正式开始，昭和军阀初露锋芒。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8天之后，田中义一内阁在日本上台。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界的强人，其个人历史与日本陆军紧紧相联。他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以陆军中尉军衔参加甲午战争。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1年任陆军大臣，主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山县有朋死后，他便成为在日本陆军中占首要地位的长州藩的首要人物，也成为日本反藩阀政治，以巴登巴登“三羽乌”为代表的青年军官打击的重点人物。

    田中内阁的首要命题是所谓“满蒙问题”。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田中与军部出现分歧。

    军部主张靠关东军武力解决。田中却认为为避免英美列强干涉，要靠张作霖。

    田中的如意算盘是，先将中国划分为关内和关外，蒋介石统治关内，张作霖统治关外；再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与关内分离便实质性地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若不成，再拿出武力方案也不迟。

    田中这一设想的核心点是张作霖。没有张作霖做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或张作霖不甘做这一代理人，田中的设想都将告吹。

    不过田中似乎有他不告吹的把握。田中与张作霖关系甚深。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中尉参谋田中义一向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二十多年后，马贼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中尉参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田中决不白救命。从日本人枪口下逃得性命的张作霖，也深知他这个东北王一天也离不开日本枪口的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紧急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所以田中说“张作霖如我弟弟”。他不相信张作霖会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估计对了。

    五条借款铁路线，条件异常苛刻。连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也发牢骚说“日本人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18%的利息。”杨宇霆没有说出来的是沿线权益尽为日人所得，日本势力将在东北像蛛网一样铺开。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他也不想让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无限制扩展。

    但他更爱张家。

    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据说张作霖愁肠万端，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这五条铁路，一晚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

    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州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1927年武藤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藤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

    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象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一夕会的重要成员。对一夕会成员来说，与其说不满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不如说不满田中本人。他们改革陆军人事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倒长州藩统治。而山县有朋死后，长州藩的首领，恰是田中义一本人。

    在这伙少壮军官的支持下，河本大作独立策划了皇姑屯阴谋：以炸死张作霖为契机，使东北陷入全面混乱，关东军借收拾局面之机一举夺占全东北。

    这就是河本在《交代材料》里说的：“中国军队是头目与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结论是，我们唯有采取礼葬张作霖的手段。我们同时得出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要点才安全。但满铁线在京奉线上面，因此要在不破坏满铁线的范围内行事，实在很不容易。于是我们装设了3个脱线器，万一失败时，要令其脱线，以便用拔刀队来解决。”

    田中要玩傀儡游戏，少壮军官们便要把田中手中的傀儡砸碎，让他的把戏玩不成。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公里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田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

    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辆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想处理这些打乱自己全盘计划、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军部坚决反对，自己的政党政友会也不支持、不处理，天皇裕仁又甩过话来，说首相说话前后矛盾，不愿意再同他见面了。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的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日本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

    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从历史角度看，田中义一等老派人物对“夺占”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大骂：“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是日本军部后来实行的战争步骤。此人可以被称为日军中的施里芬。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田中义一至死不知，不愿与他见面的裕仁天皇早已定下了用“三羽乌”替换长州藩的决心。

    一生从事侵略扩张的田中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翻了一个张作霖或垮掉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在黑烟之中腾空而起。

    此后，日本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象自河本大作始。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则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演化的里程碑。

    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后，它来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三、流泪更疯狂

    记录在“陆军省格纸”上那份“交代材料”的最后，还有河本大作一句话：“这个事件后，我要石原中校来关东军帮我。这时，已经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河本说到的“石原中校”，就是后来在日军中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

    如果说，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的个人活动色彩依然很浓的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则已经是昭和军阀集团在成熟地集体运作了。

    谈“九一八”事变，必谈三个日军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三个人没有一个是部队的主官，都是参谋。人们若不知道这些参谋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就很难理解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与如此疯狂。

    板垣、石原、土肥原三人，被称为“关东军三羽乌”。

    巴登巴登“三羽乌”的头子是永田铁山，关东军“三羽乌”的头子是板垣征四郎。

    板垣身材矮小，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细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的特点是大刀阔斧，石原莞尔的特点是深谋远虑。一个是关东军的干将，另一个则是关东军的头脑。

    石原是河本大作实施皇姑屯爆炸案后求助的第一人。他长着一副小孩脸，面孔常带忧郁。一旦陷入深思，周围便没有人敢上来打扰他。他还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名声，对部下温和，对长官尖刻。石原给所有上司都起了诨名，而且敢当他们的面使用。这在极讲资历和官阶的日军内部，确实十分反常。石原比板垣小4岁，但比板垣到关东军早半年。1928年10月，他由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而板垣第二年5月才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原一踏上中国土地，立刻被大豆、高梁和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惊呆了。他的眼睛一直贴在照相机上和望远镜上，头脑中帝国扩张的梦想一下子找到了依托的地方。他似乎喃喃自语，又似乎对身边的人倾诉说：“对这样的地形地势，我们也许得采用海军战术。”

    谁也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跟谁也不再解释。同僚们都知道他是个极其刻苦、极其舍得下本的人。到了关东军总部旅顺，一连8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一副小孩脸的石原实际是一头凶猛的猎豹。第一眼被他看中的东西，便被紧紧咬住，决不松口。凡是梦想，他就要顽强地把它变成现实。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颠簸的火车上完成的。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

    他还提出了由七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连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悉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拼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看看其“七总督统治中国的方案”、“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的设计，其战略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扩张上面。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期间，起草《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说“人类的最后斗争，正如日莲（注：日本和尚日莲于13世纪自创日莲宗，为日本独创佛教宗派之一）所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已迫在眉睫。当飞机能在全世界自由自在飞行之时，也就是这场大斗争开始之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大战开始之时”。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坚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象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轻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攻打沈阳的巨炮。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的重型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卸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

    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

    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

    此消息再次走漏。三封电报、两个特使涌向关东军总部。

    第一封电报是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电函：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

    第二封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发给板垣征四郎的非正式电函，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

    第三封电报至关重要。它是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发给石原莞尔助手的。电报上盖着“绝密，私电”印记，电文简明又十分紧要：“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旅顺的关东军总部9月16日收到这三封电报。电文内容引起恐慌。本庄司令官在沈阳视察，留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家。这两人几乎被电文内容搞糊涂了，但还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把电报扣下，板垣坐火车去找本庄，石原留下来草拟给军队的命令。

    两个特使解开了板垣和石原的疑团。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铃木庄六老将军，在作战部长建川拍电报的时候已经乘上了飞机。当板垣征四郎气急败坏地在辽阳找到本庄司令官时，本庄第一件事就是带板垣去见铃木，并对板垣说，多担负责任，细节自行处理，“不要来打扰休息中的老将军们”。

    公开的特使建川美次却把时间花在路上。他坐着慢腾腾的火车，好让关东军有充分的动手时间。

    天皇已开了绿灯。从参谋本部的建川，到关东军的本庄、板垣，内心明细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级参谋板垣替本庄司令官、本庄司令官替建川部长、建川部长替军部、军部替天皇分头承担责任。

    这是事先默认的承担责任方式。但1948年上绞架时，这种放手让下层去干、再层层分担责任的方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绞死的，只是板垣征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拨的240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的。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邦邦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不得到准许的敕令是不能向外国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

    军部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善揣摩天皇本意的若槻首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霉。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若槻礼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发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

    身为首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看，政府首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

    天皇又多了一道发动战争的掩护。若槻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

    若槻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

    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得掉下泪来。

    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炮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本意见（注：指直接吞并满蒙）为九月十九日满蒙占领意见。陆军中央部对此不屑一顾，而且建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斛泪水，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会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

    掉泪的原因就是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权”。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

    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

    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九一八”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儿什么事情来。

    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幸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犬养毅完成第三次膨胀。

    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

    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