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陈济棠皆对红军行动了若指掌。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个字。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蒋介石，连红军自己也未意识到。掩盖了48年的隐秘，仍在《难忘的岁月》中维持岁月的尘封。

    一、国民党不缺智商

    1984年，一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回大陆讲学和筹备办学。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他，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

    陈树柏之父，即当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邓小平这一评价在海外引起震动。

    陈济棠当年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而且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封锁线和第二道封锁线的“围堵”主角，都是陈济棠。台湾和海外一些人长期把他当做坚决的“反共英雄”推崇，为什么共产党对他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近代中国，八旗绿营水勇团练不用说，新式练兵后产生的现代军官，从袁世凯到吴佩孚到蒋介石，几乎没有哪一个最初不表现出相当的革命性。

    陈济棠1908年经广东革命先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20年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在该师第四团任营长。邓铿被刺，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政变，其干将叶举路过肇庆，逼邓铿的基本部队粤军第一师将领饮鸡血之盟，对陈炯明效忠。第一师中有三位将领起兵反抗：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

    粤军第一师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北伐中著名的“铁军”。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即在“铁军”中产生。

    但在反共问题上，陈济棠是不含糊的。

    1927年他在苏联考察，听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立即回国。到南京先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的意见，后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共报告，称“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薛岳、徐景唐等率师驰赴潮汕阻击。陈部属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求起义军主力决战。28日，陈济棠率部与叶挺、贺龙部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无力再战被迫退出战斗。

    陈济棠善战。

    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人称“小诸葛”白崇禧指挥，连蒋军都惧其三分。北伐中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之无物，可见一斑。

    但这支“钢军”却在后来的冲突中，三败于陈济棠之手。

    第一次是蒋桂战争之后，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倾全广西之兵，进攻广东；粤军徐景唐率第五军在广东起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牵制徐景唐，集中主力于花县向桂军全力进击。李、白战败，被陈济棠一直追入广西。

    第二次是同年12月李宗仁、张发奎联合进攻广东。陈济棠在蒋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援助下，予张部以重创，使其部队损失2/3，被迫后撤。李宗仁的第八路军见张军溃败，便全线后撤，想固守梧州。陈济棠驱军直追，以海军抢先占领梧州，又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亲自坐镇，指挥所部向广西腹地进攻，占领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黄绍竑部也被陈济棠予以重创。

    第三次是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为策应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率全军北上作战。陈济棠在张桂联军占领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之后，指挥粤军突然出动，攻占桂军战略后方之重地衡阳。衡阳被占，桂军首尾不能兼顾，怕被拦腰斩断，遂回师返攻衡阳。衡阳之战，双方皆倾其精锐，战况空前惨烈，桂军遗尸遍野。陈济棠在何键部的支援下，采取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战术，将张桂联军全线击溃，毙伤和俘虏其一万两千余人。

    此战之后，李宗仁万分痛心地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于是陈济棠作战的实力，连蒋介石也刮目相看。

    但他再反共、再善战，蒋也总拿他当一颗棋子。

    陈济棠之前是李济深主粤。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政治上属于粤系，但私人感情中却偏向桂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但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系兵力。两广密切配合，使蒋无法插手。蒋介石当时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从派系甚多的广东内部找出一颗棋子打入其间，拆散粤桂联盟。这颗棋子就是陈济棠。

    1929年蒋桂战争中，蒋介石用他取代了李济深，再用他三败桂系，一时间粤桂联盟真是土崩瓦解。

    以陈济棠为棋子的蒋介石崇尚曾国藩。27岁那年，蒋在上海阅《曾文正公集》，竟至两目成疾，从此对曾国藩书爱不释手。为蒋撰写年谱的毛思诚说，蒋“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柢也”。

    蒋介石学曾国藩，陈济棠却敬洪秀全。他从小笃信阴阳命相，曾用高价购买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亲的骸骨，说是出天子的圣地。他后来还专门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名为述职，实则看蒋的相格气运，甚至去了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

    蒋不知道他这颗棋子竟派人相过他的祖坟，而且还想当天王。

    想当天王的陈济棠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成绩却是最后一名。操正步更是他一大难关，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毕业庆典时，同学们都向成绩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认为他前途远大。梁也十分得意，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伯南以外。”伯南是陈济棠的字。旁边有人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喝得醉醺醺的梁安邦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陈只有在一旁面红耳赤，默不做声。

    陆军小学最后一名的陈济棠，后来却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第一名梁安邦真的给他捧了8年靴——直到陈济棠下台，一直在他手下做交通团长。

    陈济棠就是以这种极具韧性而且捉摸不定的特性，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的。

    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能够取代李济深，因为他拥蒋反桂，比李亲蒋。他靠蒋取得了“南天王”的地位，作为对蒋的回报，也在蒋历次反桂系战争中出力不小，便使粤桂从此分家。

    但靠蒋介石搞掉了别人的人，最怕蒋用别人再来搞掉自己。粤桂联盟拆散了，但宁粤关系并未多一分亲近。从陈济棠上台第一天起，他与蒋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

    红军和蒋军，一直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

    他主粤8年，与北面的江西中央苏区就对峙了6年。对红军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他考虑得最多、也最细。从第一次“围剿”始，他就看出蒋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如果不参加“围剿”，又会失去蒋的军饷军械，也会给蒋以借口，兴问罪之师。陈济棠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派兵入赣，但不能被战事纠缠，弄得难于摆脱；尤其不能在与红军作战之机，让蒋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崑旅一再告急求救。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南防范粤敌之机，陈诚命其主力第十一师长途奔袭，从北面突破拦截。进入赣州。

    赣州解围，陈诚名声大振。陈济棠损失的两个营，却成了吸引红军主力鱼钩上的诱饵。

    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

    他采用了两面做法。

    首先给蒋介石做出个样子。1934年4月中旬，粤军进占筠门岭。虽然筠门岭只是一座空城，红军已经事先撤离，但陈济棠大肆宣扬，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并赏洋5万元劳军，然后命陈部为配合北线蒋军攻打广昌，直捣会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

    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白崇禧应邀马不停蹄地走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筠门岭。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略微沉默，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便立即攥住了在场粤军将领们的神经中枢。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琢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

    他继续说下去：

    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

    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东路军14个师又1个旅，北路军34个师又2个旅2个支队5个团，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7年前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汤坑一战，一直令陈济棠印象深刻。当时双方为争夺一块高地互相投掷手榴弹，你扔过来，我甩过去，谁也不退。第三天黄昏，双方同时撤退，都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

    现在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强于当时。十万红军倾巢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广东数年之经营成果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

    陈济棠采取了其后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进占筠门岭后，他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

    1934年7月，中央红军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

    9月，国民党北路军、东路军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逼近。白崇禧估算红军行动的“秋冬之间”已在眼前。陈济棠派出一个被称为“李君”的代表，直赴苏区面见朱德，要求举行秘密谈判。

    红军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复信。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第三军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第三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谈判。第三军是粤军中陈济棠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种安排而没有让常年防堵红军的余汉谋第一军参加谈判，自然是因为陈深知这种谈判或成或败皆非同小可，不能不小心提防。

    谈判在寻邬附近一片寂静的山林里举行，持续了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文本，双方代表将协议各自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大多数冠冕堂皇的正式协议，都是为破裂翻脸后谁承担多少责任而准备的。那些精美的烫金的签字的公证的鉴证的文本，在非常时刻，甚至不如一个会意的眼神。

    真正起作用的，是默契。

    默契的基础，则是利益相符。

    陈济棠的核心，是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达成协议后，他明白了红军之意也不在进入粤境，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又考虑到协议不便下达给团，怕下面掌握不好，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

    实际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

    蒋介石将陈济棠当棋子用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颗棋子具有如此多捉摸不定的特性。

    长征之始中央红军要通过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当时奉蒋之命，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和李扬敬的第三军均在封锁粤赣边境。而第一军第一师恰好卡在红军经过道路的要冲。

    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虽然签订了协议，红军与粤军间仍有疑惑。我怀疑你是否真正让路，你怀疑我是否真不入粤境。既要小心翼翼，又是时不我待。协议第五条要求红军有行动时要事先告诉粤军，在军情如火、兵机贵密的时刻，就不太可能。

    十月中旬，红军突然开始行动，粤军余汉谋急令第一师向大庾、南雄方向西撤，给红军让路。

    但动作稍迟，第一师又出了个狂妄自大的第三团团长彭霖生。彭本来奉命指挥本团和教导团取捷径从速撤退，但认为红军大部队不会那么快来到，可以先打一仗捞一把再走，他低估了林彪的前进速度。10月22日，彭霖生团和教导团被快速挺进的红一军团前锋分路合击，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极其狼狈，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导团，最后逃出来时伤亡惨重，行李辎重丢失一空。

    彭霖生挨了余汉谋一顿暴跳如雷的痛骂，教导团团长陈克华以作战不力被免职。

    残余粤军立即退向安西。

    但总的说，粤军第一师确是主动后撤。该师为南线防堵中枢，位置一移，西南门户洞开。红军从安远、信丰间大步穿过，至10月25日左右，全部渡过信丰河。

    第一道封锁线与其说是突破，不如说是通过。

    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当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步萧克红六军团后尘，从赣南经赣粤湘边与贺龙部会合，随即命令薛岳部从赣南兴国并行追击；另电陈济棠、何键火速在汝城、仁化间阻截。

    因为红军通过余汉谋防线速度过快，何键颇感措手不及。湘军主力已经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衡阳、彬州之间，汝城仅有湘军一个旅担任守备。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还是粤军的陈济棠。

    陈济棠接蒋电后，先以李扬敬第三军外加归余汉谋指挥的独三师防守粤东北门户，既防红军也防蒋军进入；然后才以余汉谋之余部尾追红军，以张达第二军加几个独立师旅集结于曲江（韶关）以北地区防堵。余汉谋在尾追过程中又以其第一师向乐昌西进，阻止红军进入粤境。

    三分两划，11个师又1个独立旅的粤军，真正尾追红军的只有叶肇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二旅。

    11月初，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轻取第二道封锁线的中心、湘粤交界处的城口。城口守军多系保安队，根本无法与主力红军抗衡；北面汝城的湘军仅一个旅，只有干瞪眼，除了困守孤城之外毫无作为；南面陈济棠倒是兵员甚众，但都集结在纵深处的南雄、仁化、乐昌一线，力图自保，根本不愿使防线向北延伸与湘军防线衔接。

    于是第二道封锁线在汝城与仁化之间，出现一大大的缺口。

    11月8日，中央红军通过汝城以南、城口以北地域。在一线横列于仁化、乐昌之粤军检阅般的注视下，徐徐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陈济棠再次为红军让出了前进通道。

    粤军本来有可能对红军造成大的损害。

    10月27日夜，陈济棠警卫旅第一团发现当面红军乘夜徒涉锦江，队伍庞大，且含有乘骑和辎重，估计是高级指挥机关的队伍。团长莫福如立即电话报告，要求半渡出击。

    他得到的回答是不受袭击，不准出击。

    莫福如团得到如此回答，只得隔着夜幕观察在其前方川流不息的红军大队。

    是夜，红军队伍在锦江方面安全无阻，不断西行。

    两道粤军构成的封锁线内，随处可见修筑在公路两旁、山坡岭头等要害位置上大大小小的碉堡。这些碉堡或砖石或钢骨水泥结构，根据地形、射界，或成四方或成六角，分为排堡、连堡、营堡，堡内只有一条小门出入，全身像裹着铠甲，可以避弹。堡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卡断公路，封锁要隘。若真打起来，对红军肯定会造成很大阻碍。但这些碉堡均被后撤的粤军放弃了。红军和部分当地老百姓拆的拆，烧的烧，烟尘蔽天，老远望去像古战场上的烽火台。

    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行军速度开辟通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甬道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陈不让路，便不可能。

    所以50年过去，邓小平在北京还夸赞陈济棠。

    二、“朱毛确在军中”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1934年11月12日，南路军李汉魂师破红军第一军团于粤北乐昌九峰延寿间，获枪六千，收复城口。”

    这就是蒋介石当时颇为重视、认为是弄清红军情况的最有意义的“延寿之役”。蒋介石确信红军“确实倾巢西窜”；“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这也是陈济棠即将完成其让路使命时，出现的闪失。

    起因是他的侄子、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

    本来担任尾追的粤军第二师和独二旅，一直距红军一天或半天的行程。11月6日中途得报：延寿附近一带山地森林发现有大股红军在掩蔽休息，似零散人员及后卫部队，状极疲劳。陈树英闻讯，立即率五团急进，在汝城境内的延寿金樽坳与这支红军接上了火。

    陈树英平日仗其叔父权势，好大喜功，飞扬跋扈，却不知道陈济棠为了保密，与红军之间的安排连他这个侄儿都不告诉。在追击路上陈树英曾经大骂其他部队不阻击，让共产党从眼皮底下经过，全是饭桶。此番便认为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未加犹豫，便猛扑了上去。

    战斗的规模不大，时间也不过一昼夜，但红军战斗顽强，陈树英团损失不小。该团第一营官兵伤亡尤其严重。营长负伤，副营长也被红军俘虏，隐瞒了身份才逃了回来。全团上下，极其狼狈。粤军独二旅也受到相当的损失。陈树英惹出了乱子，又无法独立收拾。红军乘夜撤离阵地，他不敢跟踪尾追，连红军的去向也弄不清楚。

    占便宜的是率独立第三师赶上来加入战斗的李汉魂。

    李汉魂部在战斗中以压倒优势兵力袭击红军后尾，抓到了几十名俘虏。据称其中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

    原来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因为无地图可循，再加上侦察情报的不准确，林彪的一军团及随后的九军团在乐昌东北的延寿、九峰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和羊肠小道上走了弯路，几乎浪费了一周时间。绕过这些自然障碍后，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都走在了前面，一、九军团由前锋变成了后卫，散失落伍者不在少数，尾追之敌也十分迫近了。

    李德回忆说，因为这次军委指挥的失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三人团发动了激烈攻击，特别是针对李德。李德说“我们承认，在确定第一军团行军方向时，我们犯了错误”；“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

    其实李汉魂并未和林彪的主力碰面。他所称抓到的红一军团俘虏，多是伤病失散人员。一军团之后的九军团损失大一些。

    直到1949年，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百万之众南下时，李汉魂还在和别人谈论此役。他认为当年唯他曾给林彪的红军一军团造成很大损害。

    他可知林彪曾经是他的部下？延寿、九峰之役是他与林彪的第三次邂逅？

    第一次在北伐战争中的临颖战场，那是李汉魂名声大振的地方。

    1927年4月底，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李汉魂时为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十二师作为先遣队首占河南驻马店。这时张学良率领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五万余人来攻。张部强渡骡河，北伐军第三纵队魏益三部望风披靡，不战而退。十二师势孤力单，随军行动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主张暂时退却，并在会上形成定局。

    唯独一个李汉魂力排众议，坚持不退。他联合各团军官向师部请愿，再三陈说利弊，建议固守待援。最后连固执的鲍罗廷也被他说服。

    奉军面对这支孤军而立的北伐部队，颇感震慑。因为不明底细，竟未来攻。

    李汉魂就此在军中出名。

    5月27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颖、鄢陵地区与奉军展开决战。李汉魂率团星夜投入战斗。夜战中双方伤亡均大，战况惨烈，北伐军战线几乎动摇。天亮后总指挥张发奎亲临前线，见李汉魂救火队一般奔波于左、中、右三面抢堵突破口，力挽危殆的战局，大为感动，乃命令前线附近所有各部，不论番号何属，一律归李汉魂指挥。在猛烈的炮火之下，奉军渐感不支。李汉魂见状立即向指挥部建议实施反击。未等指挥部研究批准，他竟一声令下，迫不及待地率三十六团跃出战壕，勇猛出击。左右翼友邻见三十六团发起冲锋，便一齐鼓噪。顿时地动山摇，北伐军形成无命令的全线总攻。奉军土崩瓦解，狼奔豕突。李汉魂戴着手下一名通信兵扣在他头上的钢盔，率队一直冲进临颖城南门。下午3时，北伐军的革命红旗由李汉魂高高插在了临颖城头。

    临颖之战后，奉军望风披靡，许昌不战而下，北伐军一路占新郑、下郑州，与冯玉祥同时攻人开封，南北大军胜利会师。

    林彪也在这个战场，战场作风与李汉魂也颇为近似。他所在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三连奉命追击潮水般溃退的奉军至渭河边，连长突然命令停止追击，理由是上级有令不可穷追，需等待友邻，以免孤军深入云云。林彪坚决要求继续追击，并且不待连长下令，便率领他指挥的那个排杀向北岸。其他各排竟然也甩下连长，皆随林排之后跟进，迫使北岸奉军既来不及炸桥，也来不及布防，纷纷缴械投降。一仗下来，三连竟然俘虏奉军八百余人。

    李汉魂、林彪两人，皆敢于主动出击、敢于抗命而战。

    李汉魂由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提升为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

    林彪由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三连排长，提升为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李汉魂成为林彪直接上级的上级的上级。

    因为当时林彪的地位低，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李汉魂并不知道威名赫赫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竟然出自他的部下。

    两人交往的第二次，是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皆是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的同学。李汉魂毕业时是全校第二名，在三人中学习成绩中最好。

    三位同学在南昌，却兵戎相见。

    共产党员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是起义的骨干和主力。国民党员张发奎和李汉魂则想阻止这场起义，且商量好借在庐山开会之机，扣留叶挺。

    叶挺不上庐山而率部队去南昌，李汉魂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手下的三个团，除七十四团外，七十三、七十五团的基础，皆是原先叶挺的独立团，李汉魂根本无法控制。8月1日早晨，他找来七十三团团长周土第，做最后的争取。他悄声对周说：“张总指挥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谈话无效，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及七十四团重机枪连于8月1日下午拉出驻地，直趋南昌。李汉魂得讯，与总指挥张发奎带着卫队营跳上火车直追，还想把部队拉回来。追到德安车站以北他们向起义部队喊话，遭到猛烈的火力回击。张发奎与李汉魂狼狈万分，跳车而逃，卫队营则在德安车站被包围缴械。

    当时担任殿后任务、在德安车站以北向张发奎、李汉魂乘坐的列车开火的，就是林彪所在的第七十三团。

    这是李汉魂与林彪的第二次交往。

    只有在同一战壕中，才有上下级之分。道路不同，便就是对手。

    林彪与李汉魂的这两次交往，李汉魂竟然长期不知。

    第三次即此番的延寿之役。此时李师长手下的林连长已经是红军主力第一军团的军团长，而李汉魂则在多年军阀混战、派系倾轧中漂浮不定，虽然还是师长，但独立第三师与当年铁军之第二十五师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出任红军主力军团长的林彪，再也不是当初只指挥一个排、一个连的林彪。

    李汉魂也不再是当初那个单纯得只知道一往无前的李汉魂。

    延寿之役第二天，从延寿向九峰挺进途中，因浓雾细雨，加上双方联络不畅，独三师与叶肇的第二师发生误会，冲突持续两个小时，双方伤亡不小。李汉魂正在搞延寿之役的战报，便顺手把这次误会中的伤亡数字也加上，将延寿之役弄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的战斗。

    延寿之役既可使陈济棠从连失两道防线的责任中脱身，也可使他和红军的协议及对粤局的安排泡汤。陈济棠立刻拟定两封电报。一封致蒋委员长呈报粤军战绩：“获枪六千，收复城口”；另一封则是敲打李汉魂等人：伯豪兄：关于金樽坳战报，备悉。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

    陈伯南穗总参××

    收到电报的李汉魂绝对不是傻瓜。

    陈济棠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字之中。

    延寿之役发现了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的番号，蒋介石认为是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在此役之前，蒋军空军负责侦察红军动向，却总是摸不到真实具体的情况。延寿之役使蒋最终判断红军的突围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

    蒋介石对粤军的延寿之役后来一再嘉勉。李汉魂也因此见重于蒋。

    但自此之后，李汉魂师虽然奉命沿着红军西进的道路尾随追击，却再没有和红军发生过战斗。

    后来非陈济棠嫡系的余汉谋、李汉魂等人先后拥蒋反陈，但在蒋面前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还是知道的，他们都没有向蒋泄露陈济棠给红军让路的秘密。不是因为忠于诺言，因为自身也参与其间。

    至于直接参与陈济棠与红军协议的人，从神秘的“李君”，到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等人，更是多少年来一直守口如瓶，至死也没有一人将此事见诸文字。

    谜底直到1982年才解开。该年10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何长工发表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其“粤赣风云”一章中，这位当年的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披露出长征前夕他亲自参与其中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毕竟时过境迁，那些把何长工老人的回忆当做重复陈年故事的人们，一定在看到这一章以前就合上了书本。隐蔽了48年的秘密仍旧躺在《难忘的岁月》之中，维持着岁月的尘封。

    又过了将近4年，1986年9月13日，香港《大公报》根据何长工的回忆录，发表滕文著《陈济棠让路记》，才使陈济棠与共产党人半个世纪前的秘密真相大白。海外人士方才领悟，邓小平夸赞陈济棠的建树，除了珠海桥、西村水泥厂、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这些有形物之外，还有这个异常重要的贡献。

    三、狭路相逢

    中国现代史上，屠杀共产党人最为凶狠的，一是蒋介石，另一便是何键。

    大革命时期，两湖的工农运动在其部下许克祥、夏斗寅的屠刀下，备受摧残。工农苏维埃割据兴起后，对苏区的进剿、会剿、“围剿”，回回少不了何键。他颁布“十大杀令”，对苏区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反复扫荡。

    都把他当做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去恨了，没想到这个新军阀竟也是打游击出身。

    1916年，29岁的何键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分配到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嫌他岁数过大，不想接受，后见其体格魁梧，才勉强任命为少尉排长。

    何键与蒋介石同岁，皆生于1887年。这年29岁的蒋已做到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了，29岁的何键才刚刚出任排长。

    如果没有军阀混战，其军旅之途绝非光明。

    1918年3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进攻湖南，湘桂联军战败。何键在战斗中连枪都丢了，逃到长沙后，赵恒惕给他一纸手令，叫他去湘东收集溃兵散枪。

    他创造性地发挥了赵恒惕的本意。他回到家乡醴陵之后，打起“保境安民”旗号，联络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刘建绪等人，组织起游击队来了。

    他看准了时机。对张敬尧在湖南的暴行，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说：“醴陵全城万家，烧毁殆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州一镇，商户数百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以数万”；“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不能归”。何键未到前，当地一些青壮年已聚集起来，以梭镖、鸟铳、锄头、竹竿等为武器之行自卫。听说何键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便纷纷投效。何键这支山地游击队发展很快，依托醴陵西南险要山地，还多次挫败了张敬尧的进剿。

    队伍的迅速扩大，引起退驻衡阳的湘军总部重视。1918年5月31日，湘军总司令程潜任命何键为“浏醴游击队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支队队长。

    何键做起了20世纪湖南游击武装的开山鼻祖。

    这位游击司令游击了不到两年便被收编，从此在唐生智部下飞黄腾达。

    醴陵以东，即著名的罗霄山脉。后来离当年何键游击区不远的罗霄山脉中段，另一支游击武装迅猛发展起来，震动了整个中国。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

    当年何键被张敬尧“围剿”，后来何键则加入了对毛泽东的“围剿”。

    对何键来说，也许终生最为艰难的任务，就是对红军的“围剿”。

    现在他带领湘军布防于湘南良田、宜章间的第三道防线，阻止朱毛红军西进。

    湖南有过长沙失守的例子。这在全国各个省会之中，是唯一的一例。得知中央红军向西南方向突围，湖南统治阶层上上下下极为紧张，皆认为数十万蒋军都不能将红军剿灭，现在让湘军完成正面防堵，风险太大。此时不光是何键，连蒋介石也最担心中央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正因考虑到这一招，结果湘军主力集结得过于靠北，在粤汉线南段兵力配置较弱，反而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

    由于前述原因，红军通过前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局促，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

    何键转而期望陈济棠予以积极配合，设法弥补。

    在这种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从来是一个靠一个，一个推一个的。

    虽然粤军云集粤北边境，但陈济棠不向北面的何键伸出接力棒。周恩来亲自布置红一军团一师抢占郴州以南、坪石以北湘粤两军的接合部白石渡。距白石渡仅数十里的坪石即有粤军重兵驻守，但陈济棠不为所动，不向北面延伸入湘协防。随后红军攻占郴州以南的良田及粤汉线西侧的宜章；尤其是宜章县城，仅有些地方保安队在驻守，这确是湘军防线上的严重漏洞。

    何键叫苦不迭。

    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越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腾出手来布置的第一道防线。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的结局想过很多，就是没有想到红军会置经营7年之久的苏区于不顾，贸然突围。在江西全部解决的计划落空了，他只有对身边幕僚说：“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

    从内心深处，他最希望红军留在被围成铁桶一般的江西，等待覆灭。

    1934年9月是蒋介石剿共以来最为轻松的一个月。他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7月25日，前红军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向驻泰和之剿匪军第七纵队周浑元投诚。”

    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从江西遂川之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开始突围西征。

    蒋介石迅速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他得意扬扬地对部属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他认定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了。

    9月2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严令各路将领，于12月中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肃清江西红军。

    9月4日，蒋介石电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从速绵密构成碉堡线，坚密守备，以防红军向西突围。

    这一时期，蒋介石周围可谓捷报频传。

    9月11日，北路军薛岳部之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以堡垒推进之法，向兴国和古龙岗地区发动进攻。

    9月中旬，北路军樊崧甫部，从广昌驿前南下攻占小松后，向石城发动进攻。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部第三、九、三十六、八十三师，汤恩伯部第十师和刘和鼎部第八十五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会攻松毛岭。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激战数天后撤退至汀州、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形势更加险恶。

    面对定局，蒋介石把“围剿”之事委托部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

    他在察哈尔向宋哲元表示信任，在北平与莫德惠、马占山握手，在归绥接见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时双方都屏退左右，在西安拍杨虎城、马鸿逵的肩膀。

    得意潇洒之中却突然接到南昌行营发来的急电：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突过信丰江。

    蒋介石急忙赶回南昌。此时红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向南突进的举动，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需要作出迅速判断。

    难为了刚从华北归来的蒋介石，空中侦察红军动向，也未提供满意的情况。

    10月23日，蒋介石给各路总指挥发电，“该匪此次南犯，是否主力或先以一部渡河？”问总指挥们，也是问他自己，叫大家跟他一起思考。

    10月25日，蒋以南昌行营名义再发电：“查匪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

    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红军南窜是否是主力？是否动用了全力？这是蒋估算红军动向的两大疑点。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给他印象太深了，他不敢再次上当。

    蒋介石把身边的智囊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蒋介石的智囊人物中，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部第二厅厅长林蔚值得一提。

    1934年3月蒋介石创设侍从室，就是杨永泰的主意。这是他对蒋家王朝的重大贡献。杨永泰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与各派政治人物如黄兴、段祺瑞、陈独秀、邹鲁等都有不薄的交往。年轻时考中秀才，即逢科举报废；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又与人组织民宪党；拥护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并当了南方政府的财政厅长，又接受北方政府委任，就任雷州安抚使伪职；先因提倡共和，被袁世凯明令停止议员职务，后因为北洋军阀张目，被孙中山通令缉拿……多年来杨永泰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鱼，穿梭沉浮于政波宦海，硬是在其中熬练出一双敏感的火眼金睛。蒋介石专门把他请来，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

    林蔚，参谋部第二厅厅长，具有扎实的军事学及参谋理论功底。早年是孙传芳的部下。平日深含不露，工于谋人，善于度势。统治集团内部皆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事，林蔚长期处于这种地位，毫无怨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编遣战败的西北军，他提出“高官少兵”原则，即对归降的西北军将领官可以给得很大，兵却编得很少。蒋介石采纳后，顺利平安地解决了西北军部队，深得蒋赞许。他是蒋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帮手。

    贺国光，行营参谋长。北伐前就职于吴佩孚鄂军系列。投靠蒋介石后便交出军权，宣布不再带兵，以做蒋幕僚高参为职业。1928年北伐中，向蒋介石提出“切忌顿兵坚城”的建议，云“我军每城必攻，则将耗费时间，徒增伤亡”；“凡非战略要地，切忌顿兵坚城，不如留置一部监视，大军仍然绕道前进”。蒋按其建议使北伐军绕过敌军坚守的临沂、泰安等城，直取济南获得成功。“围剿”江西红军中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方针，也是出于贺国光的心计。

    现在必须为蒋最头痛的红军动向和去向问题作出判断了，杨永泰、林蔚、贺国光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

    三、先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蒋介石认为第一种可能对自己最为有利。红军进入粤境，逼得粤军拼命抵抗，将很难立足；红军、粤军两两相拼杀，蒋将坐收两利。

    第二种可能令蒋最为担心。湘南地区即使对当地的湘军来说，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真空地带。红军入湘后一旦与贺龙部会合，便如漏网之鱼，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一轮耗时费力的“围剿”。

    第三种可能蒋介石认为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但消耗大，红军担负不起。

    第四种可能是老谋深算的杨永泰提出来的。他不但提出红军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且进一步提出要考虑红军而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杨永泰这番估算，对蒋家王朝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当初建议组建侍从室。但平素对他言听计从的蒋介石，偏偏这回不屑一顾：“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提出的可能，便被放在一边，不予考虑了。

    蒋介石的追剿部署，则按照争取将红军压入粤桂、严防红军入湘与贺龙会合的战略意图实施。

    而红军最初的战略意图，也是入湘与贺龙会合。

    真是国共所见略同。

    世间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奇异。红军认准的方向因为也被蒋介石也认准，全力防堵，便无法成为最终走向。

    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是蒋介石，当时红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又正因为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成为了红军真正的走向。

    十多年后，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从凄风苦雨的溪口飞往台湾的蒋介石，不知能否回想起当初杨永泰那番老谋深算的预见。

    从蒋介石方面反证，红军长征前的保密工作，是做得相当成功的。所以蒋介石手中即使有了叛逃的中革军委委员孔荷宠，有了为保住性命愿意讲出一切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也仍旧对红军形将采取的战略行动一无所知。

    不利的一面，是同时也阻碍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理解。

    直到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李汉魂师在延寿之役发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番号，几乎与此同时李默庵师占领瑞金，掳得的部分红军资料，蒋介石才最终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红军的突围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第二，红军的突围方向不是南下，而是西进。

    为时尚不算晚。委员长南昌行营像一台突然获得动力的机器，笨拙而迟缓地转动起来。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向行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每次挂电话的声音皆很重。行营上上下下极为紧张。

    摔电话声音重，因为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机会。他怕稍纵即逝，要不遗余力抓住它。

    此时红军已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正在向第三道封锁线逼近，进入湘粤桂边境地带。这正是利用粤军、桂军、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作战，利用湘桂边境的潇水、湘江之有利地障，围歼红军的大好时机。

    他反复踱步中对部下反复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对南昌行营制订的中央军与湘、粤、桂军联合作战的湘江追堵计划，从出任的指挥官到动用的部队，蒋介石无不费尽心血。

    首先是中央军方面参加追剿的统帅。

    蒋介石点将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

    对蒋来说，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中可谓首功。

    陈诚却向蒋推荐薛岳。

    其实薛、陈之间，并无多少交往。且薛岳资格老，与陈诚的恩师严重同辈。1927年北伐军向上海挺进之时，薛岳为第一师师长，严重为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不过是二十一师下面一个团长。

    使陈、薛接近的，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空前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统帅中央军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但中路军出师不利。先有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被歼，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伤被俘自杀；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后又有陈诚的发家部队第十一师在草台岗陷入红军一、三、五军团包围，遭歼灭性打击。师长肖乾负伤，残部撤至黄陂。三个主力师连遭灭顶之灾，蒋介石急得跺脚，说是“有生以来最大之隐痛”，陈诚也几乎被政敌没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责其“骄矜自擅，不遵意图”，给予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陈诚系统的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就在陈诚损兵折将、急需帮手的时候，罗卓英、吴奇伟向他推荐了薛岳。

    陈诚转而在蒋面前保举薛岳出任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即让出第六路军总指挥职，保薛岳继任。

    第三、第六路军是第五次“围剿”作战中担负战役决战任务的最大的主力兵团。陈诚在宣布薛岳就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集会上，还说了一句后来在蒋军官兵中广为流传的话：“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

    薛岳绰号“老虎仔”，广东乐昌人，作战欲望强烈，战斗作风也颇为顽强。

    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退到潮汕，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奉命协同粤军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等部阻击，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薛部4个团都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全师覆灭在即。关键时刻，起义军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薛岳立即抓住机会，与赶来增援的粤军邓龙光部，向其当年好友、共同掩护孙夫人突围的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汤坑之战，在南昌起义部队的战史上占有重要一笔。起义领导人的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的设想在这里被薛岳和陈济棠击碎。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保存下来的力量很少。最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是留守在三河坝、未西进汤坑的第二十五师。

    这年12月，薛岳又率部参加了扑灭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部第四团连续五次向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发动攻击，最终占领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但薛岳素与蒋介石不睦。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亲自撤销了薛岳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

    蒋介石对待与其不睦者，一用金钱，一用大棒。

    陈诚则不同。1929年12月，在河南确山前线放走被打败的唐生智第八军军长刘兴就是一例。作为胜利者的陈诚，似乎对生擒敌方主官，以获更大声名兴趣不大。

    结果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声名。

    当然，放走了刘兴的陈诚博得了一个美名，却没有工夫去顾及那些永远埋在战场上士兵的白骨。

    但无论如何，在用人方面，陈诚确有过蒋之处。

    充当打手为主子消灭异己，属于低等忠诚。

    高等忠诚是能为其主化敌为友。

    蒋介石从来不乏打手，却缺乏陈诚这样尽心竭力笼络对手，为蒋拉拢反对派不遗余力的人。

    张发奎、严重、黄琪翔等人皆反蒋，却皆与陈诚有很深交往。他与他们知心，为他们的一般言行保密，不但不做包打听和告密者，有些时候反而向他们通风报信。

    金钱和大棒是蒋介石惯用的武器。陈诚却发现了另一种武器：友情。他通过友情拉拢调解疏导，力促他们拥蒋，实在不行也要中立，尽量不让他们出现反蒋的倾向。

    很多时候，友情起到的作用是金钱和大棒都起不到的。

    最典型的是薛岳。

    对陈诚的一再保举，薛岳自然分外感激，在作战中便特别卖力。尤其是陈诚对信任之人放开使用，为不使其心存芥蒂，还为其担当责任的手法，更使薛岳念念不忘。一个传统的粤籍将领，如此短时间内竟然习惯以中央军嫡系自居，从此对地方军政势力横眉竖眼，在那个拥兵自重、到处割据的年代，实不多见。这也足见陈诚用人方法之老辣。

    作为陈诚军事系统的一员大将，薛岳得知红军突过赣南信丰、安远间粤军封锁线后，即以火急电报致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和前敌总指挥陈诚，要求率领第六路军负责追剿。这与蒋鼎文的东路军在红军主力撤离后，依然亦步亦趋、向前小心翼翼地一线平推的架势形成鲜明对照；更与张辉瓒死后国民党将领普遍害怕与红军主力对阵的心态对比鲜明。

    蒋介石早知道薛岳。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大总统蒙难永丰舰时，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即是薛岳。蒋介石也知道当时自己是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款款而来，而薛岳则是带领少数警卫，从战火硝烟的广州冲杀出来。

    孙中山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日子。

    眼下既要与日本人周旋，又要“围剿”各地红军，还要对付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日子。他也希望就像他当年站在孙中山身边一样，身边也能站上两个人。

    已经有了一个：陈诚。

    他等待着下一个。

    几番思虑，蒋介石同意了陈诚的推荐：以薛岳率领中央军九个师负责追剿。

    红军从宁都开始了突围西征，后来叫长征。

    薛岳也从兴国开始了跟踪追剿，后来叫长追。

    应该承认蒋介石有一个非常敏锐的特点：极其善于捕捉和利用机会。

    机会从来稍纵即逝。

    在给薛岳的密信中，他说：“过去赤匪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赤匪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何止九宫山。他没有对薛岳说出来的是：红军正在进入湘、粤、桂和中央军四股力量可以相向合力的区域以内。

    而且前面还横亘着两条大河，潇水、湘江。

    蒋介石看到了他围歼红军的理想地点：在潇水与湘江之间。

    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封锁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务须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第二天，何键、薛岳根据蒋的命令，制订了消灭中央红军的五路追剿计划：以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为第一纵队，开往湘桂边境依湘江布防，正面堵截红军；以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为第二纵队，在全州东北方向机动，防止红军北进；以中央军周浑元部三个师为第三纵队，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以湘军李云杰部两个师为第四纵队，在红军行进路线北侧进行追击；以湘军李韫珩部一个师为第五纵队，在红军行进路线南侧进行追击；另以中央军三个师另加一个惠济支队机动纵队，由前敌总指挥薛岳兼指挥官，协同吴奇伟部在湘桂公路线上机动，阻止红军北进。

    此外白崇禧桂军的两个军，列阵于桂北红军前方，作正面堵截；陈济棠粤军两个军，列阵于湘粤边境的红军侧后，防止红军回头；湘、桂、粤军与中央军近40万兵力参加这个庞大的追剿行动。

    这个蒋介石用摔电话听筒摔出来的追剿计划，用兵方面不无粗糙，用人方面却较为细致。

    总司令一职给了何键，薛岳颇为不服，认为率中央军九师之众入湘还要听游击司令出身的人指挥，打电报向陈诚表示不满。

    这一点蒋的考虑比薛岳要远。用何键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其一，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皆处于半独立状态，指挥不甚灵便，何键却一直比较听蒋的招呼；其二，作战地域正在转入何键统辖的领域，用人用兵之际，须最大限度发挥湘军力量；其三，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私交不错，一旦需要湘军入桂，彼此不至猜忌，这一点尤其关键。蒋以为用何键出任追剿军总司令，对湘桂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最为有利。

    他无须知道薛岳的不满，反而告诉薛岳，中央军九个师入湘后皆归何键指挥。

    这是蒋介石首次给予地方实力派指挥中央军的权力。

    在选定第四纵队李韫珩、第五纵队李云杰担任对红军后尾的追击时，蒋介石也用了一番心思。他知道二李皆是湘南人，所部多系湘南嘉禾、宁远子弟，跟踪追击地形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

    其实总司令何键也好，前敌总指挥薛岳也好，都是空职。何键这个总司令既指挥不了薛岳的中央军，薛岳这个前敌总指挥也指挥不了湘系部队。一切都是蒋介石、陈诚在南昌居中调度、亲自指挥的。

    蒋介石一生中不知制订过多少个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计划，湘江追堵计划也许是其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他以薛岳、吴奇伟在红军北侧并行追击，阻遏红军北上；又以李韫珩、李云杰加周浑元在后追赶，逼使红军强渡湘江，然后让红军与关闭湘江的湘军、桂军主力正面冲撞。如果红军果真被封闭，则只有掉头转入桂北或粤北，此时陈济棠的几万兵力正集中在这一带。即使红军能够破门而出，必伤亡十分重大，以薛岳再行尾追可收全功。

    总的态势是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粤、桂、湘军与中央军联合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

    在蒋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消灭红军计划。

    能否闯过湘、桂军主力布防的湘江门户，成为红军成败的一大关键。

    蒋介石要何键做他封锁湘江的半扇大门。

    何键以衡阳为门轴，主力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一线展开。11月19日，何键命令：“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各师，第十九师一部，及补充四团、保安团等部，着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联系，堵剿西窜之匪，并沿湘江碉堡线，下至衡州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

    11月21日，湘军部署完毕。湖南段湘江被封闭。

    另半扇大门是广西的白崇禧。

    广西境内的湘江，以全州、灌阳、兴安为门户。三重镇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岭南咽喉全州似三角形的顶点，灌阳、兴安一线拉成三角形底边。桂军廖磊第七军二十四师、夏威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以三角地带中心石塘圩为核心构筑南北阵地，布成所谓“全、灌、兴铁三角”，作为堵截红军渡湘江的主阵地；另三个师桂军集结于龙虎关以南的恭城地区，随时准备策应铁三角内的战斗。

    白崇禧也摆足阵势，在全、灌、兴地区关闭了广西境内的湘江门户。

    以何键、白崇禧的合力，能够完全封闭湘江。

    这一点也的确做到了。湘江大门在黄沙河、全州一线关闭。蒋介石用湘、桂军联合封闭湘江门户的作战预案，基本实现。

    在全州，完成各自布阵的两军主将白崇禧与刘建绪握手言欢。双方交换了各自兵力部署情况，相约共同配合，夹击红军，并具体协调了通信联络等事项。

    从战场实景看，红军陷入了明显不利态势，局面极其严峻。

    如果不能撞开湘江大门，红军只有掉头转入桂北或粤北。这一带民防组织多，地方军阀统治极严，且白崇禧、陈济棠几万大军虎视眈眈，进入他们老家，必然都要拼老命的，红军将很难立足。

    如果红军果真能够破门而出，也必将实力大损。以逸待劳的薛岳再率中央军雷霆万钧地从湘南压下来，突过湘江的红军立即成为背水之势。

    能否打开以及如何打开湘江门户，成为红军西征成败的关键，也是全部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

    红军正向湘江疾进。

    蒋介石赋予中央军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参加此番决战，主要是执行驱赶。以薛岳、吴奇伟部在红军行进路线北侧，将红军压向南面；以周浑元部插到红军后尾，将红军向西赶。

    但恰恰又是关键之处出了毛病，白崇禧、刘建绪组成的湘江大门，其实是虚掩的。

    自认为善于用人的蒋介石，失败的主因也在用人。

    第一个失误来自追剿总司令何键，其失误于对决战方向的判断。

    为湘江之战，何键准备了三套方案：

    一、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如果在江华、道县间稍事徘徊，则湘军加中央军主力便从平田、道县一线向南截击，将红军迎头或拦腰斩断，在湘江漓水以东解决战斗；

    二、如果红军主力经寿佛圩、新桥、黄沙河一线向西突进，则在黄沙河一带与红军决战；

    三、如果红军主力进出永安关、龙虎关，向全县、兴安、灵川之线突进，便由桂军力堵，而湘军以主力包围红军右侧背，与桂军协力歼灭之。

    三套方案中，何键以为第二套方案的可能性最大。他与红军作战多年，深知红军善于从两省两军的衔接处钻缝乘隙。黄沙河是湘、桂两省交界处，又是湘、桂两军防务衔接点，所以判断红军选中该点突破的可能性极大。何键指示部下：“预期可于黄沙河附近与匪遭遇，即以主力迫匪决战。”

    刘建绪按照何键黄沙河决战的设想，展开部署：令十九师师长李觉率补充第一、二、三、四团及沿江保安第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等三团共计7个团的兵力，固守黄沙河、零陵之线，主力置于零陵；令章亮基第十六师由祁阳经零陵向黄沙河前进，限11月16日以前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完毕，与桂军联系衔接；令陶广第六十二师由文明司经郴县、新田向黄沙河前进，限20日前全部到达；令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由大汾、资兴向黄沙河前进，限21日以前集结完毕。

    这样在11月21日，刘建绪指挥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九师一部，及补充四团、保安团等部，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完毕。

    何键估算的决战地点，比后来的实际地点偏北了一百多里。

    眼前的失误源于过去的失误。

    李宗仁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把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二：一、蒋介石剿共不力，却专门消灭异己；二、何键部下出了个彭德怀。

    说蒋介石剿共不力查无实据，为剿共蒋介石连日本侵略皆置之不顾了，“攘外必先安内”，还不力吗？

    对何键的指责却事出有因。

    问题出在何键最为风光的高峰。

    1927年北伐，称“铁军”的第四军和称“钢军”的第七军久攻武昌不克；唐生智的第八军调上来，何键师利用西门守军久围厌战的情绪，攀城赚开西门首先冲入，然后迎接大部队进城。四军、八军3个小时巷战即将守敌全部缴械，还活捉了湖北督军陈嘉谟和鄂军战将刘玉春。蒋介石连发两电嘉奖：“该江左先遣纵队指挥何键，默运间谋，建树伟绩”，“所有江左部队，并特犒赏洋两万元”。

    战后何键出任三十五军军长，从此跻身北伐名将行列。

    最为风光之时，克星出现在了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

    第一师是由湖南独立第一师改编过来的。第一团第一营又是该师战斗力最强、军纪最严明的一个营。

    营长就是彭德怀。

    如果说李汉魂当师长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林彪是他手下的连长，那么何键当军长时间不长，便知道了他手下的这位彭营长。

    两件事。

    一件是三十五军成立后，何键怕有军官不听他的话，便请来一个和尚，令准尉以上全体军官受戒。彭德怀偏不听这一套，整个第一师，唯彭营军官皆不受戒。

    另一件是何键嫡系戴斗垣旅有人打死农会干部，当地农民聚集于该旅司令部前举行哀祭，彭德怀竟然率全营官兵参加，还在大会上讲话，迫使旅长戴斗垣不得不亲自出来，向农民道歉。

    两件事都传到了何键耳朵里。他找到一团团长，说，彭德怀怕是过激党吧？把他调开，给个厘金局局长当，让他多搞些钱，就没有危险了。

    彭德怀没有当何键的厘金局局长，他当了共产党红三军团的军团长。

    这就是国民党兵败大陆后，李宗仁在美国对何键的指责。

    这指责也对何键不公。他对彭德怀非但无丝毫纵容包庇，且二人多次在战场上面对面厮杀，可谓血海深仇。

    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军第一个攻下井冈山的，就是何键。而当时防守井冈山的，正是彭德怀。

    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里唯一攻下省会的，便是彭德怀。而当时防守省会的，恰又是何键。

    1929年元旦，何键出任湘赣两省“剿共”代总指挥，用6旅18团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规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各给赏洋5000元；拿获李维汉赏3000元；以下不等。

    此仗代总指挥何键打得很顺，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打得很苦。

    1月29日，何键部王捷俊旅收买游民带路从小路偷袭，使井冈山最重要的哨口黄洋界失守，红五军面临全军覆灭之险。彭德怀率部攀悬崖峭壁，沿猎人和野兽出没的小道用马刀砍树开路。时值严冬，天降大雪，彭德怀干粮袋也丢失了，整整两天粒米未进。

    冲破包围的彭德怀最后饥饿疲乏到寸步难行之时，酒足饭饱的何键正在领受蒋介石嘉奖：“迭克宁冈、五井诸要塞，具见该代总指挥等调度有方，深堪嘉慰。”

    从此二人冤家路窄。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扑长沙。何键特从湘南返回守城，指挥优势兵力向红军反击。

    红军部队后退了，彭德怀亲自守在浏阳河边，下令拆掉浮桥，后退者军法从事，硬是用气势将湘军压垮。

    湘军部队后退了，何键亲自到城外雨花亭督战，宣布后退者格杀勿论！

    他虽然在长沙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但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自己也两腿发软，连马背都爬不上去，由马弁搀扶逃到湘江对岸。

    何键从此最怕曾是他部下的彭德怀。

    此番红军突围西进，侦察情报与南昌行营的通报都表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仍是突击前锋。

    军事行动无不包含有双方指挥者的个性特点。黄沙河决战的部署，有何键对敌手的估算，也有他对自身的斟酌。蒋以他为总司令，主要想让湘军出省作战。但何键却不想出省。长沙丢过一次，让他在国民党军政界失尽脸面，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有丝毫闪失。几年来红军剿而不灭，这次是否能堵住红军，何键信心不足。对他来说只要红军不侵入湖南腹地，就是万幸。

    所以他要刘建绪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严密布防，完成与桂军的接防便既行停止。

    蒋介石精心构筑的湘江追堵计划之实施关键，在湘、桂两军的协同配合。但何键使湘军主力刘建绪部的位置稍稍偏北。

    于是真正将与红军迎面的，是刚刚在全、灌、兴地区部署完毕的桂军白崇禧。

    白崇禧能全力完成蒋介石的重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