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河南济源北行，进入山西境地，在老解放区里，沿途落脚。

    这天，来到丹河边的一个村庄。队伍刚到村口，就走不动了——衣着褴褛但身强力壮的农民们挡住了去路。不一会，正在喂奶的露着乳房的女人，啃着黑色的窝窝头的儿童，拄着拐杖的老头，小脚裹腿的老太，将俘虏团团围住。邱行湘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男人们已经一把抓住了俘虏的衣领，左右开弓，乱打一气。女人们嚷着北方骂人的话，朝俘虏身上吐唾

    沫。儿童拾起石子往俘虏头上掷。老头老太太虽然站得远一些，也颤抖着双手，紧握着拳头。

    解放军持枪制止，然而法不治众。在这一派混乱中，邱行湘身后虽有几十名解放军士兵，他也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惧。幸好，他看见一个农民领袖将手一挥，村口终于平静下来。这位农民领袖走到邱行湘身边的那个解放军军官面前，谈判性地说了句“我们现在只找小蒋介石一个人算账”，也不等对方表态，径直钻进俘虏队伍，看看这人的军帽，看看那人的领章。最后，像失望之后有所发现似的。这位农民领袖径直朝邱行湘走来，然后在邱行湘面前站定。

    “他是谁？”农民指着邱行湘问军官。

    “一个小官。”军官笑着回答。

    “谁是大官？”

    “还没有押来。”

    邱行湘的衣着，倒也没有在被俘前乔装一番，他平日的朴素能使他化险为夷，这是他不曾想到的。可是他更没有想到，他竟会害怕老百姓而不怕解放军。

    当夜，邱行湘正是在这个被他称为“的山村”里住下。他住在全村最破烂的一间房屋里。主人——一个拖着胡须的老头的衣着，也近乎是褴褛中的褴褛者。令邱行湘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这个老头边咳嗽吐痰，边扫地烧水，殷勤得不愿停顿一刻，对他非但没有疾言厉色，晚饭时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半块烧鸡，二两土酒。邱行湘暗想：真是人心隔肚皮，天底下原来有两种老百姓，一种喜欢党。一种喜欢国民党。如此看来，国民党的仗，还是能够打下去的。——就在邱行湘乍寒乍暖，悲喜交加的时候，这个老头对他使眼色、摇摇头、叹口气，最后寻着机会结结巴巴地悄悄告诉邱行湘：“我过去的全部田土被平分了！”“全部财产被没收了！”“还要挨斗争……”邱行湘恍然大悟：这人就是党所说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丹河边上的这座小小村庄的遭遇，对邱行湘的理智是一次大大的刺激。在这以前，他对党的理论，尤其是什么阶级分析法，是嗤之以鼻的。他拥护三民主义，是基于“君为轻、民为贵”；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基于“被剥削阶级消灭剥削阶级”。而在此时，他亲眼看见了党理论的存在与实施。这使他不能不由面前的这个老头联想到他的老人。他的父亲是溧阳南渡镇上的一个谷商，常年买卖于苏州溧阳之间。一九三六年他父亲病故。家中老母，置有二十多亩田土，谷行由其兄经营，田土则雇人耕种。他知道，按照党的理论，他家也是土豪劣绅、剥削阶级，要是苏南由国民党的光复区变作党的解放区，那么他的家业顷刻之间便会化为齑粉，他的老母也会落难到面前的这个老头的地步——这对于他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这时候，他确信他看过的一本《匪区逃出记》里说的党共产共妻、杀人如麻等等都是真事。昔日耳听为虚，今天眼见为实，他觉得他对解放区的唯一认识就是仇恨。倘若是他领章上的那颗星还在闪闪发光，他会为挽救他的阶级的沉沦，激发起百倍的勇气。可是，事到如今，他对面前的这个老头的唯一安慰，是一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黯淡神伤的泪珠。

    感情不能代替理智。邱行湘不能不在革命的洪流面前睁大眼睛：黄河北岸，如火如荼，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为解放军送运粮草弹药，鸡公车不绝于途；数以千计的民工为解放军修桥筑路，打夯声不绝于耳。这是成千上万的不穿军装的军队啊！邱行湘在心里惊呼：国民党将领总喜欢一口一个“八百万”，殊不知党的军队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在力量的对比上，邱行湘的长期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兵力多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不像有些国民党将领那样，提到党的打法时，总是以戏谑嘲笑的口吻，将集中优势兵力诬称为“人海战术”。国民党《中央日报》正是以这样的口吻发布洛阳战事新闻的：“洛阳匪军于五倍国军兵力，连日借猛烈炮火掩护，用人海战术不顾重大牺牲，轮番向城垣猛扑。国军坚苦奋战，予匪以严重打击。”（《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洛阳之战再一次告诉邱行湘，对付党的“人海战术”的唯一办法是使用“人洋战术”。但是，人从哪里来？真心实意地替国民党打仗的人从哪里来？邱行湘此间惊人的发现是——在中国社会里，地主比农民少。于是，他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国民党执政，民心尚不可顺；为什么党在野，却能一呼百应。进入这样的思维时，他对他由洛阳战败所承受的自责和内疚，居然减轻了许多。万事趋之必然，则引人心安理得；一事失之唐突，则教人后悔莫及。现在他来估价他个人的勇气和力量时，他深感但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