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是具有强制性的。他在以下意义上，对劳动并不感到被动：他感到他精神上的负荷重了些，而体力上的消耗几乎等于零。他希望来个负担的转移，把心上的重量移一半到肩上来，以求得自身的平衡。李主任递给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筋，而他

    再不愿意伤脑筋了。

    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苗墨绿，菜花金黄。仿佛大自然着意扮作妙龄，吸引一切男性去追求生活。

    邱行湘参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八十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挂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一嚓一嚓地合着节拍，百斤重的担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他那根扁担比面杖还会滚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居然放不稳。好在他胳膊粗大，肩不中用手中用，他索性任其扁担从肩头滑到背上，一手拧一桶，咬着牙齿把粪送到麦地。蒋铁雄给他开玩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阳的扁担好使。

    来回几趟，手上的力气使完了，他不得不重新把扁担放在肩上，伸手将扁担按住。这下他又陷入新的苦恼：那粪桶不是前重就是后沉，走在二尺高的土埂上，那身子不是东倒就是西歪，腰被扭得酸痛作胀。莫看他已满四十岁了，肩上的皮肤却白如凝脂，嫩如豆腐（其实他的手先前也是如同柔荑一般，只不过摸了半辈子的枪，磨出一手老茧）。扁担一磨，那肩头刚开始发红，便已经破皮了。汗水渗进肉里，扁担又不敢丢开，他只觉得有千根钢针，一齐朝他心里钻，痛得冷汗跟着热汗流了。

    邱行湘本是为着打发光阴来到黄埔村口的，现在他手搭凉棚，朝天望去，却发现太阳没有往日肯动。就在精神的、体力的压力将本来就不高的邱行湘压得更矮的时候，一个从未有过的意识的形体产生并长高了——他不是从口里而是从心里吟出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句。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于他的新的意识的启蒙，似乎并无害处。他珍惜他的一切，自然包括他身上流下的汗水。现在，当他的汗水滴到麦苗上时，他发誓要尝尝由这几根麦苗尔后长出的麦穗所做成的馒头，究竟是什么味道。在这以后，如果说他感到每日三餐的小米、高粱，并不比他过去的中餐、西餐难吃，除了环境所迫以外，不能说与他今日的汗水无关。

    劳动是第一课。休息时，李主任单独给他上了第二课——一个以后才编入课本的故事。

    解放军中央警卫连有一个小八路，当兵时只有十二岁。有天劳动时，这个小八路坚决不参加。他的道理是：当兵为吃粮，要劳动，出来当兵干什么！连长说，你不劳动也行，跟我到那边玩玩去。走到那边，小八路看见一个老同志在劳动。连长问小八路，你认识他吗？小八路走近一看，是朱总司令。他惊奇了，忙问朱总司令为什么要劳动。总司令笑着说，党的军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吃粮吃自己的粮。党的军队不为老百姓着想，又何必打仗呢？小八路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跑回去劳动了。

    这在现在有人几乎认为是过时的故事，在当时却是对邱行湘的理智的一大冲击。在他看来，党军队又打仗又种庄稼，已经是举世罕见了。当官的也要劳动，连总司令也不例外，他感到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蒋介石也要劳动——邱行湘这样想时，只有谴责自己荒诞不经的推理了——哪一个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吃自己种的五谷！拿自己作比就已经够了，怎么能随便惊动蒋总统呢！

    邱行湘问李主任：“你们月薪多少？”李主任笑道：“我们没有月薪。蒋介石不发呀。”“你们怎样过日子？”“从生产里按照规定标准给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是大洋，是小米。用小米折算成金额，如果生产超过了自己的生活规定标准，那么就要缴公。”倘若不是肉眼所见，身临其境，关于“小米加步枪”的奇迹，邱行湘是永远不会相信的。党贫贱不慑于饥寒，国民党富贵则流于逸乐，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李主任叫他在劳动中兼顾身体，并说劳动改造也就像戒烟一样，中间有一个过程。邱行湘自然明白李主任的好意，不过他没有戒烟的体会，他感到这个“过程”是太苦太苦了！他感到这个“过程”不应该是他的人生应该经历的。尽管党军队的总司令也在庄稼地里，但是他对农民的土地没有半点兴趣，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军人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