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亭告诉邱行湘，孙殿英也押在黄埔村，就在村头南面的四合院里。不过他一个人住单间，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班班组学习。对于孙殿英，邱行湘虽然没见过面，却早闻大名。这个已满六旬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小时家贫，因赌输了钱，投到大军阀张宗昌部下当马夫，以巴结贿赂升到追击炮连长、旅长、师长、军长，曾拉出他当时的一连人当土匪，当过土匪总司令、大汉奸。一九二七年孙殿英受蒋介石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几十年来纵横华北，罪恶满盈，真是妇孺皆知。一九二八年，他以举行演习为名，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

    封锁交通，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尽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东陵事件。孙殿英盗掘东陵，对于清末皇帝溥仪的刺激，甚至比冯玉祥对他“逼宫”还要厉害，以至于溥仪神魂颠倒地走到阴森的灵堂前，咬牙切齿地对宗室和遗老们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仪对孙殿英的恨，应该是私仇。人民对孙殿英的恨，无疑是公愤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李普为孙殿英画了一幅绝妙的漫画：这个鸦片烟鬼头上还戴着那顶美式帽，手中拿着可笑的龙泉剑，再以那“告徒红吉”和“保守党宣言”作背景，点缀着冈村宁次和蒋介石的的委任状和嘉奖令，那半封建的特点也有了，半殖民地的特点也有了，作为这个社会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正在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哀吟着，这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镜头吗？至于国民党对孙殿英的青睐，那就完全是一种利用了。像他那样的土匪头子、杂牌部队司令，莫说蒋介石，就连稍有资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将领，也看他不起。邱行湘暗想，孙殿英与国民党不同，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和党进行过两次合作，而孙殿英是党的死对头了。现在党俘获了孙殿英，孙殿英何日在黄埔村头碎尸万段，他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孙殿英并没有哀吟多久。黄埔村的秘密，他终于发现了。

    这是杨明轩告诉邱行湘的。孙殿英被俘以后，不怕杀头，不怕坐监，怕只怕断了鸦片烟。刚到黄埔村，他就呼天抢地了。没隔几天，断了鸦片的孙殿英，屙肚子，发高烧，胃痛，腰胀，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脸色惨白，风来人倒。最后终于在嚎啕大哭之余，瘫痪不起，形同僵尸。漳河训练班看到这种非常情况，为了救孙殿英的命，火速派出人员扮作便衣，带着黄金去国统区的黑市市场，在贩毒犯手中买回鸦片。当解放军拿着鸦片走进孙殿英的房间时，孙殿英在奄奄一息中嗅到了天外的仙香，猛地翻身下床，跪在解放军脚下，磕头拱手，迭声惊呼：“党是我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救命恩人！”以后，漳河训练班采用发烟包的办法，逐渐减少供应量，最终把孙殿英几十年的老瘾断掉了。

    “这又是一个战役呵。我们的鸦片枪，就是这样被解放军缴械的。”杨明轩在结束娓娓动听的故事时，对邱行湘这样感叹道。

    原来，孙殿英部队的军长师长，几乎人人吸鸦片烟。刘月亭、杨明轩，都有二十多年的老瘾。邱行湘不能想象脸上有个大伤疤的刘月亭，在当年的吞云吐雾中，究竟是个什么鬼样子，仅能从杨明轩对刘月亭当年“眼窝盛得下一个鸡蛋”的形容里，去嘲笑这些杂牌部队的军人的气质。而现在，刘月亭白里透红，神采飞场；杨明轩肌肉结实，力气惊人。邱行湘以为，这才像军人的风度——哪怕是被俘军人的风度。

    邱行湘对鸦片是深恶痛绝的。陈诚更是严禁烟、赌、娼。一九三一年，他随陈诚进驻吉安，时陈诚任命他为十八军特务营营长，叫他负责卫戍，一抓散兵游勇，二禁烟、赌、娼。一次，特务营巡查队就在烟馆当场抓住了十八军干部补习所一个姓覃的教官。据他明察暗访，十八军军法处长咎右禾，副官处长唐耀疆……甚至陈诚的参谋长郭忏，都是大烟鬼。又据他明察暗访，国民党对此明禁暗纵，陈诚的“三禁”，亦不过是沽名钓誉。

    邱行湘知道，党是严禁烟毒的。万不想在党的黄埔村里，还有这么一桩为禁而纵的趣事。他不愿意赞美党，却愿意赞美党做的这桩好事。尤其是他看见杨明轩腰上挂着的那只玉蝉（刘月亭、杨明轩，作为孙殿英手下的师长，都领到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他们身上各有一件小玩意。杨明轩的是一只黛色的玉蝉，造型逼真，令人爱不释手。杨明轩更是不分昼夜，时时将玉蝉挂在腰上）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时，他在心里说，解放军虽不算正义之师，训练班可谓仁义之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