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黄维。

    他是江西贵溪人，先后毕业于黄埔一期和陆大九期，他是邱行湘的上司，又是康泽的老师（黄维在黄埔三期任区队长，康泽是他那个区队的），而且在各自战败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井陉河畔。邱行湘在村南，黄维在村西，康泽和董益三在村后的窑洞。虽相距不到半里地，却未见过面。训练班迁至时，邱行湘和康泽、董益三等人不在一辆卡车上，黄维

    则是坐火车进京，所以现在虽是一壁之遥，仍旧互不知晓。

    对于邱行湘来说，最不知晓的是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的背景。那是国民党成立十二兵团时，根据当时情形，准备发表胡琏当兵团司令，因为十二兵团的两大主力——十八军和十四军，胡琏都呆过很久。适逢由于指挥上的问题，胡琏多次拒不执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命令，并且白、胡均向蒋介石告状，最后闹到胡琏扬言要辞职的地步。在此种情形下，蒋介石打电话问陈诚（时陈诚患胃溃疡在上海养病），十二兵团司令何人合适。陈诚答曰，非黄不可。于是蒋介石立即召见黄维。胡琏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心里虽不痛快，却也不得不服，因为黄维是他的老上司：在陈诚登龙发祥的十一师里，黄维任旅长时，胡琏任营长；黄维任师长时，胡琏任旅长。黄维当时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校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开始筹备，由方面提出开办此校，仿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培养海、陆、空三军干部。学校设备均由美国提供，美国顾问已经到职。永久性校址定于北京，临时性校址放在汉口。但是当时国民党部拿不出这个学校的教授班子；空军海军又不愿意让这个学校取代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国民党战场达到崩溃的边缘。所以尽管黄维苦心经营，当时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招进来）。就黄维本意而言，他愿意办学而不愿意带兵。这倒不是黄维怕死，他是从维护“党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所以他由汉口飞抵南京后，当面向蒋介石表示：“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却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党消灭，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黄维提出条件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十二兵团我去过渡一下，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蒋介石同意了。于是，黄维以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兼任十二兵团司令，开往徐淮战场。他指望几个月就可以返回学校，殊不料学校来不及等他回来，就匆匆迁去，而他最终走进一所真正的学校里——只不过他不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而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位眼大眉重，嘴上蓄着短短的胡子，脸的右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学生”，看样子就不大寻常。刘伯承、陈毅两将军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给他的投降令，应该是他的入学证，结果被他撕得粉碎。被俘以后，收容所的人员给他的登记簿，应该是他的报名册，他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交出来。他写的是“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进入功德林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小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若不是病魔缠身，真可以扮出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颜如重枣，留五绺长髯的名将关羽来。

    黄维一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闻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党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这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黄维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

    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