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信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十二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泊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状态中。陈长捷出自对党的仇恨，出自对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党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管理员买到《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自此，陈长捷只身开进“已欲知彼”的战场，他发誓要从这里寻出人生的真谛来。

    邱行湘在得知黄维遭打、陈长捷买书的新闻后，不觉连连摇头。他认为前者过于“现实”，而后者又过于“浪漫”。在固有的人伦规范已经解体的时候，现实变得渺茫；在新型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的时候，浪漫等于空虚。他认为黄维与陈长捷的不同的错误的共同原因在于对生活过于认真。认真是好的，邱行湘从来不反对认真。他对他的老上司黄维素所敬仰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黄维任六十七师师长、他任该师副旅长兼团长的时候，师部有四十多万元公积金，是抗战转移时由黄维一手积累的，黄维升任本军（十八军）的军长后，完全有权带走，可是黄维一文不拿，实在难得。以致成为陈诚集团上层经久不衰的佳话。而陈长捷忠于职守，忠于，在重兵压境之下，断然拒绝了和平解决天津的通牒，亦算刚烈之士。可是，邱行湘继续认为，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努力，现在看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过去好孬不是吃闲饭的人，但是天下有谁对他们负过责任呢？现在作为败将，当然更没有二话可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向谁负责任呢！

    《内经》云：“怒伤肝，悲损肺。”邱行湘既不愿像黄维那棒伤肝，也不愿意像陈长捷那样损肺。他站在两条胡同之间，漠然无声，超脱物外，其间唯一的存念是：不求我行我素，但求得过且过。

    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并不是这样容易割断的，体力劳动现在最能符合邱行湘的心境和个性。学习于他来说，像被俘虏一样难受，劳动于他来说，却像打仗一样痛快。尽管邱行湘把他个人的劳动称为“无为而无所不为”，但是他心甘情愿地用汗水来润滑生命的机器。

    邱行湘在功德林的织布厂里织过土布，他把失望的灰线和希望的金线交织在一起；邱行湘在豆腐坊里磨过黄豆，他把思想的豆渣和思维的豆浆交融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上，意识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可是对于邱行湘来说，周而复始的旋转，只能对他的身躯产生意义。因为他麻木，所以他需要刺激。譬如说，战犯管理处有意让从事劳作的战犯们知道，功德林的大部分手工生产都是赔本生意，这里生产的香烟即令降价一半也卖不出去。于是，他的军人的气质里，又产生了一点商人的心计，他和他们现在热衷于干一件赚钱的活路——种蔬菜。而这个第三者——哪怕是一个萝卜——也能像一座山峰那样，堵截他和他们来自两个战场的意识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