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字胡同里，除了国民党战犯，还有三名战犯。一个是名叫上村的原北平宪兵队头目，一个是长期在搞经济情报的特务，一个是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对于日本侵略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应该是党和国民党的共同敌人。但是，历史上有些事情是难以理喻的。就在党三令五申，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条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的时候，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公然宣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并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往日本。平心而论，国民党此举是极不得人心的。包括国民党战犯邱行湘，在得

    知此事后立即承认，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严重的卖国行径。对照起他时时引为趣谈的一桩陈诚轶事，邱行湘更认为国民党给中国人丢了脸面。

    那是一九三○年十月，陈诚赴日本观操，日本高级将领，对陈诚竞相邀宴。有次，日本将领在席间当众问陈诚：“你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上将？”陈诚正襟危坐，反唇相讥曰：“你们日本的裕仁年纪很轻，资历甚浅，怎么能够当天皇？”陈诚一语，四座皆惊。日本将领大为恼怒，认为陈诚有意侮辱天皇。乃至陈诚回国后，留下一场外交风波。事后，邱行湘听国民党外交部长何应钦的随从副官张涛说，这件事最后由何应钦出面与日本打了招呼才算了事。

    现在，中日战争八年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走进中国人的监狱。尽管邱行湘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与日本战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失败者，就去同情另外的失败者。反之，他暗想若是党打算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然而他在同一条胡同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国民党战犯除了写材料的、养病的，是必须劳动的，日本战犯却用不着拿中国锄头；国民党战犯除了病号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也许小灶能使人精力过剩，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网球是白的，在邱行湘看来，它与报纸上“惩办日本战犯”的黑字是何等的不协调。日本军人诚惶诚恐地离开了故土，却舒舒适适地生活在异国——这几乎是太阳旗高悬在中国大陆的时代才能享受到的。

    不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最完整地保持着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要数这位矮胖的上村。他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邱行湘惑然了，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敌人的赞美，才是难得的荣誉。邱行湘听后不觉颇有感叹。他强烈地感到，中国党说话是算数的，“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前者体现着意志，后者体现着国际公法。真正给中国人争脸面的，应该是党人呵。

    如果说邱行湘对党于日本人的优待可以理解，那么他对党对国民党人的重用几乎不敢相信。消息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上，披露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各单，其中包括张治中、傅作义、程潜、张难先、龙云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邱行湘的意识里，成王败寇，亘古常理。党现在夺得天下，却不独吞，这决不是“惯于笼络人心”可以解释的。历史往往回过头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邱行湘想起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几个社会贤达参加，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众多的民主人士都嗤之以鼻。以致国民党中宣部长陶希圣大骂民主同盟是“国民之叛徒”、“人类之蟊贼”。邱行湘至今才明白，其实时代的不祥之云早就笼罩在国民党头上，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始终没有晴天，国民党战场永远陷入雨季。而在同一个天底下，党发明的“统一战线”喷薄而出，在中国的夜晚大放光明。这个与党自身、党军队相提并论的“法宝”，正像一块巨型磁铁，在民主党派各以铁屑为幸之余，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失去自控力。在这个被邱行湘称为“奇迹”的历史现象中，他依稀发现中国党人的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钢铁的信念。当然他发现的状态是朦胧的、甚至是经过日本战犯提示的，但是他是充满敬意的。譬如说上村拿着书告诉他中国领袖说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很有气势时，邱行湘嗯嗯两声，补出一句：“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