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似乎没想到自己会经历一次心理上的低潮。我依然踌躇满志地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上，为了我的儿子而奔忙。这个时候我和久美子已经很注意儿子的早期教育了。我们在浴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并且在下边标出它们的英文单词，然后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认字。我还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音响，在客厅里定时播放优美的舞曲。毕竟我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实现。所以，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要培养他敏锐的乐感。我想，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谋划好了他的未来——

    但是，没过两个多月，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没太在意，于是选了一个周日，带着久美子和儿子乘电车到郊外的一个温泉去休息。

    这个露天温泉建在一个山崖上，我趴在石头垒起的水池边缘向外看去，下面是十几米深的小谷地，对面的山崖相去七八米，竟然还有大块大块的积雪。我仰着头躺在热水中，看着茂密的树梢上方湛蓝的天空，觉得心旷神怡，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从温泉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又有了足够的能量站回到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继续为我的工作拼搏。

    然而，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疲惫感再一次降临，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发自内心。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人，但那些天却有些沉闷了。

    晚上十点，我到歌舞伎町非常有名的一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去喝酒。这天酒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十几个小姐身边都有客人，并且隔一会儿就有人起身去了情人旅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宿的中国酒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出场店”。所谓“出场店”，就是小姐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以往日本的这种斯纳库酒店大多仅仅是由小姐陪客人饮酒唱歌，两者之间如果有进一步关系的想法，那是离开店后的自由。而客人的消费也只有酒水和每小时的固定费用，小姐则按上班时间计算工资。“出场店”却开了一个新风气，也算是中国人的首倡。客人进到店里，只要付一万日元的费用，包括了供应的酒水和小姐过来相陪，但最后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场”，两个小时三万日元，过夜五万日元。最初的一万日元是店里的收入，小姐则没有工资，只能拿到出场的所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妓院，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据说，有的店每天晚上有超过一百名的客人，而小姐们就必须连续作战。虽说过夜的价码是五万，但极少有小姐愿意，因为一直到凌晨如果都陪酒、陪喝的话，至少也能找到三四个客人，收入无疑更多。我和一些开店的老板娘熟悉之后，就听到了许多有关小姐的故事，比如有的小姐最高记录是一晚上连接七个客人，她们的月平均收入都能超过百万日元，还有某个小姐即使在月经期间也不休息……

    这晚，先坐在我身边的是位自称来自沈阳的女孩，个子高高，身材凹凸有致，是那种中国北方的漂亮姑娘。不过，她才坐到我身边三分钟，就问：

    “一会儿你带不带我出去？”

    我只是想找人聊天唱唱歌，确实没有别的打算，于是便笑着说：“我们喝点什么吧？陪我说说话。”我为她点了一个果盘和一瓶啤酒，这里的规矩是客人为小姐点的酒食都有一半的钱划拨给小姐本人，因为那个成本充其量只有一千日元的果盘标价三千五百日元，而一瓶超市里二百多日元的啤酒也卖到了一千五百日元。

    她没有说谢谢，吃了一块水果后又说道：“我们出去吧。保证让你满意。”

    “改天吧。我今天只想坐坐。”我发觉她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

    她在我身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起身朝一个刚刚进来的日本男人走去。我感到了不快，但随即又释然了。她干这行本来为的是赚钱，能赚更多的钱，我就不该挡人家的财路。她坐在那男人旁边，碰杯之后就把身子靠过去说着什么。卡拉OK的电视屏幕荧光闪烁着，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敢肯定她在重复刚才对我提过的要求。过了几分钟，日本男人站起来，掏出钱递给老板娘，她满意地挽着男人的手臂，当她和那男人走向门口经过我身旁时，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再见。”

    她果然笑得很开心，回应我说：“再见。”

    老板娘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又把一位女孩带到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看了她一眼，就发现，她身上比起方才那位少了很多风尘之气，甚至可以说和街上的一般女子没什么分别，但在这里，就显露出少见的清纯。她的笑容也略见拘谨，完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放肆轻佻，或者说不够职业化。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她说话时的神态也表现出初涉此道的生涩。我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你来日本多久了？”

    “去年10月来的。”

    “现在在上学？”

    “是的。”

    “你到这家店里有多长时间了？”

    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还不到一个月。”

    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不属于歌舞伎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的。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卖身之路？为了钱？但她真的和那些小姐们有很大的区别，要知道我在这里混了多年，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眼光还是很准的。不过，我不会蠢到直接问她为何做这行，所以只随意和她聊着北京的名胜古迹。

    她没有像那个沈阳姑娘一样提出要“出场”，过了一会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我一愣，但很快就像被打开了心头的一扇窗子。是的，我有心事，太多的心事。我忽然明白，自己最近的疲倦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源于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和积郁很久的忧虑。

    “和我出去么？”我问她。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有妻子和儿子了吗？可是，我现在显然心情焦虑。我烦乱地正想收回我刚才的话，她却神情有些羞涩地说：“好吧。”

    我在心情混乱中把三万日元交给老板娘，在门口等她去拿手提包。老板娘笑嘻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小李，眼光不错啊。她可是新来的，你要温柔点。”

    我心血来潮般地带她来到八年前我曾打过工的那间情人旅馆。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歌舞伎町附近的情人旅馆，但除了和苇子一起消费过一次之外，我总是避之犹恐不及，可能是不愿回忆往事的缘故吧。那位上海人老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门口收款的老女人不知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我上次和苇子来的时候，她也没认出我，毕竟，她每天要见到上百张不同的脸，恐怕早已懒得去看。

    从进入电梯起，我给她讲起了当年我在这里打工的故事。

    “真的？”她笑了。

    房间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打扫过很多次，唯一的变化就是电视换成了新的式样。我说：“先去洗个澡。”她“嗯”了一声，动作缓慢地开始脱衣服。

    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警察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样，歌舞伎町的人流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里永远是喧闹的。

    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同学陈海波打来的。自从范勇遇难后，我们每年总会联系一两次，我还带他去过一家色情澡堂。本来他要去自己开一家店，然而，他还是待在扒金库赌场的老路上，不过是从东京周边转战到了外地。用他的话讲，真的成了流窜于日本各地的“游击队”，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国土。他给我打电话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想介绍一个远房表弟来试试。

    “为什么不叫他跟着你赚大钱呢？我这里很辛苦的，一站就是大半夜。”我笑着问他。

    他在电话里笑道：“他刚来，日语不行，样子又紧张，一看就是被怀疑的外国人。他要是跟了我，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电视里播出抓住中国人犯罪团伙的新闻啦。”

    “好吧。那改天一起见个面，等你回东京的时候。”

    “好久没碰头了。我现在就在高速公路上。明天下午行么？”

    “好。下午五点。上高地咖啡店。”

    次日午后四点多，我就先到了。我喜欢上高地咖啡店一进门口右侧的那张桌子，因为它的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街景。一场雨刚刚下过，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了。四五个染着枯草般黄发、皮肤黝黑的女中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过，她们的超短裙和及膝白色长袜有些刺眼。对面的那家烤肉店挂出了“二千八百日元自助餐”的巨大布幔，而旁边的一家电话交友俱乐部则变成了名叫“汉城”的韩国按摩店。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有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来到此地就没什么改变，可也有些事物则是天天新气象。

    五点稍过，我看见了陈海波的身影从远处走来，他的身边是一个个子较矮的男子，陈海波朝我挥了挥手。当他们坐下后，我给托尼打电话让他也来见个面。不一会儿，托尼就赶来了。

    陈海波对他的表弟说：“这是李哥，歌舞伎町的活地图，你以后要请他多指教。”

    “李哥，我叫魏小军，你叫我小魏就行了。”小魏欠了欠身。

    “别客气。你哥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我跟他握了手。

    “他今年4月份刚来，人生地不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教教他。他年纪轻，吃苦是没问题的。”陈海波说。

    “能吃苦就好。我们当时刚来，还没有人帮忙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搬家？”我笑着说，陈海波连连点头。

    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既然你们来到新宿，我这个地主应该表示一下，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选了一家临街的台南小吃，要了几杯啤酒，话题聊得越来越远。忽然，陈海波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手机，说：“我出去接一下。”起身到了店门外。

    “你表哥现在可是大款了。”我开玩笑地说。

    托尼对小魏说：“看你的胳膊很结实，像个运动员啊。”

    小魏笑了笑：“我以前在体校练过散打。”

    “哦。”我和托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

    “那你是个武林高手了。”我说。

    “哪里哪里？”小魏连连摆手，“我和我哥比起来差远了，他参加过全运会呢。”

    “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他也是高手？”我有些惊讶。

    “是啊。他是我们省射箭队的队长呢。”

    射箭？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异样，好像勾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某段回忆。对，死去多年的范勇！他的后脑正是中了一根弩箭。这难道是巧合？我的心绪一下子乱成一团。往事种种，此刻都轰然降临。我突然想到，从我认识陈海波的那天起，他就说在国内是商店的售货员，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曾是个射箭运动员的身份呢？

    陈海波回来了。我冷不防说了一句：“老范出事，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说完把眼神笔直地盯在他的脸上。

    他有些吃惊：“啊？是啊。六年多了。”他迎着我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空气有一度凝滞了，小魏问道：“老范是谁？”

    陈海波咽了一口啤酒：“一个老同学，被害了。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是谁干的。”

    我掏出名片夹来，找出名高和其他几个警察的名片，摊开在桌上：“没事。我现在认识不少日本警察，关系也都不错，我会和他们说老范的事，只要凶手还在日本，早晚会被抓出来。”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够朋友。”陈海波举起杯子和我干杯，眼光却开始有些闪烁。

    托尼坐了一会儿就说要去工作，先离开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可是，陈海波和我之间突然好像什么话也没有了。我们早早地散了，他坚持要结账，我没像以前那样和他争抢。

    在饭店的门外，他朝我点点头：“我们先走了。”

    “好。要是警察需要知道什么关于案子的线索，我会找你帮忙。”我故意重提此事。

    “行。”他笑着说。

    我一个人回到上高地，坐了半个小时，头脑里纷乱如麻。说良心话，范勇和陈海波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认为陈海波一定是杀害范勇的凶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他呢？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了。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一顿，然后把他亲手送交到警察的手里。因为，毕竟朋友之间的背叛是最可怕的。

    我正想着这个烦心事，托尼给我打来电话：“喂。你怎么搞的？吃饭时我看你好像不对劲。”

    “噢，没事。我肚子有点痛。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