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歌舞伎町就像一朵妖艳的毒花。是的，除了色情、凶杀，歌舞伎町暗地里流行的还有令人成瘾的另外一个东西——毒品。

    1994年冬天，新宿的街头寒风凛冽，歌舞伎町一些布制的招贴画迎风飞舞着，上边画的都是那些招徕生意的裸体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些耐寒而色情的女子正在寒风中激情地跳着脱衣舞。已经看惯了这些招贴画的我，对此兴味索然。天寒地冻才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真想一头扑到温暖的家里，和儿子一起玩他的小布偶。不过，我必须工作。

    迎面走来一个瘦高个的中国男人，他身穿米黄色大衣，里面是一身黑色西服和深红色衬衣。他站到我的面前，眼球向外突出，异样地发红，有点像某种爬虫类动物。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干净，让人本能地敬而远之。

    “大哥！天真冷啊！”他笑着对我说。

    我嘴里一边吐着白雾，一边用脚跺着地面，点头回答：“是啊。”

    “大哥！真服了你。这么冷的天，居然还能一直站在大街上。我已经看见你很多次了。”

    这男人边说着，边发出一阵令人很不舒服的笑声。我每天都固定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当然免不了被各种各样的行人注视，但被眼前的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男人说注意过很多次时，我的心里还是有毛毛虫爬过的感觉。

    “我想去洗个热水澡，你知道哪家店允许让身上有刺青的人进吗？”他问。

    “你是黑社会的？”

    “不错！香港的。”

    男人似乎很是得意，又发出一阵令人讨厌的笑声。

    我打算先把他带到能进的店去再说。

    走进一家色情澡堂的自动门，他把大衣交给迎上前来的店员，回头对我说：

    “你的钱我付了，一起进去洗！”

    “对不起！我现在正在上班。”

    我拒绝了他。但他并不死心。

    “那这样怎么样？除了洗澡的费用，我再另外给你两万日元小费。”

    一个小时两万元钱也是值得的。我答应了：“那我在休息室里等你一小时。我要是现在洗了澡，待会儿出去就更经不住冻了。后边我还要站大半个晚上呢！你在里面，如果有什么事，就招呼我一声。”

    于是，他交了他一个人的钱，然后又从钱包里那一沓厚厚的万元钞票中抽出两张放在我冷冰冰的手掌上，说是给我的。

    “你可得在这儿等着我出来啊！”

    他又发出一阵怪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把黑色西装和深红色衬衣一股脑儿脱下，露出精瘦的上身。他的脊背上纹着一个被蛇缠绕着的裸体女人，在厅堂的昏黄灯光下发出一种邪诡的光亮。

    和我关系很熟的店长慌忙用身子挡住他，催促道：

    “您请！里面请！”

    幸亏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一般的色情店铺为了避免惊吓到别的客人，也会在店门前贴出“禁止文身者入内”的告示。

    可那男人脸上依然浮现出满不在乎的笑容，突然将裤子也在我们面前脱去。

    店长面有难色地看看我，我慌忙用广东话催促：

    “你，快！赶快进去吧！”

    精瘦男人邪邪地笑着，消失在楼道尽头的小房间里。

    结果，他并没有按时出来，而是延长了时间，大概是在里面跟色情女郎一起，不断消磨时间……我在休息室里被迫等了三个小时。

    店长担心地跟我说：

    “那个人很危险，我看他一定在注射毒品。”

    他说着在自己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打针的姿势。对！那家伙要是不吸毒，怎能在里面持续三个小时？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男人终于从里面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他说着又掏出两万日元给我。

    我甚至有些不愿碰到他枯瘦的手：“那，再给我一万就行了！”

    他依旧嘿嘿笑着回答：“两万都给你。然后，陪我去喝一杯！”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正犹豫着，那男人固执地拉了我出来。

    真没办法！今天真够倒霉的。我跟在他身后没走几步，冷风迎面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走出一条街，正好和我的“保护人”铃木打了个照面。

    “啊！您辛苦了！”

    我给铃木鞠了个躬。谁知，那男人在一旁用广东话说：

    “兄弟，你怎么在日本的黑社会面前这么低声下气的。呸！日本黑社会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着挑衅似的将一口痰吐到铃木的脚边。这个浑蛋！我急了。谁知铃木居然没有恼怒，只是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笑容，说：

    “小李！你怎么还有这么不懂礼貌的朋友？”

    “对不起！这个人一点不懂规矩，我会让他收敛着点的，请一定忍着点，别发火！”

    我正好言劝解着铃木，第二口痰又飞到了铃木脚下。铃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起来，他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那男人的面前。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管是香港的还是日本的，黑社会的人都不是好惹的，再说真的弄到火并街头，我也摆脱不了干系。我慌忙站到那香港男人的面前，用两只手按住他的两肩，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决地用广东话说：

    “求求你！给我一个面子，就算是帮我一个大忙！我低声下气也是万不得已的。这里不是中国，不是香港，这是日本的东京。我在这里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生存，必须养家糊口。求求你！千万别在这里惹事！”

    两个人都被我的高度紧张弄得有些僵住了，局面暂时沉默着。但周围已经有一些路人停下脚步，注意着这边的动静。我又转向铃木：

    “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的，请一定忍着，先去忙你的吧！”

    听了我的话，铃木默不作声地点点头，随后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当天晚上那男人走后，我将包着两万日元的纸包塞给铃木，才算平息了他的不满，可当时他的样子着实吓人。

    在街头闹过以后，我和那个男人一起进了一家韩国烤肉店。一杯生啤酒下肚，我们先是随便聊了些不相干的话题。那男人对面前的烤牛肉没动一下筷子，倒是要了三个人份的牛肝烤着吃了，只吃得满嘴都是牛血，一边还不时地发出怪笑声。真是个让人从心里感到不舒服的古怪家伙。没办法，谁让我被他抓住了呢？

    一个小时之后，看两边的桌子都空了，那男人开始转变了话题。

    “你吸毒吗？”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卖过吗？”

    我再次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想不想发点横财？”

    我坚决地摆了摆手，又合掌给他拜了拜，表示求他不要让我和毒品有任何关联。难怪这家伙能在洗澡店待几个小时。果然是毒品起的作用。

    “这可是桩能发大财的生意，这份活也不是轻易能找人做的。刚才你用两手按住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你有这份能耐，因为你遇事不乱。连日本黑社会的家伙都能听你的，算你有本事。你就跟着我干，保证有前途。只要你拉客人的时候偷空搞上一点，随便就能赚两套买房子的钱。”

    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卖的毒品大多是朝鲜制的，不过都是一些伊朗人和泰国人在贩卖，还不知道有中国人干这行。

    “有中国人卖这个吗？我好像没听说过。”我机警地问他。

    “所以才找你的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本来就是个拉皮条的，既有客源，又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谁会想到你敢在大街上公然贩毒呢？这简直就是个死角？”

    我注视着男人那充血的双眼，毅然说道：

    “我不是拉皮条的，我是个导游！”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

    如果他再继续提什么要求被拒绝的话，这家伙身上的血恐怕就要沸腾起来了，到时候保不准他会怎样发作。我不想把局面闹到不可收拾，于是将口气又缓和下来：

    “钱当然想挣，房子也想要。但我早就对着我孩子熟睡的脸发过誓，不管有什么情况，也绝对不会和毒品沾边。”

    看着我认真的样子，他说：

    “原来是这样！拿孩子来说事，那我得投降了。”

    他没有再继续要求下去。

    “这顿饭算你请了！

    那男人脸色阴沉，说着话就站起来，径直走出门去。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他现在还在歌舞伎町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窥察着，寻找那些能够帮他推销毒品的中国人。

    毒品，这个词以前似乎和我的生活很遥远，但从这个香港黑社会家伙出现之后，仿佛突然间成了我身边的一桩平常事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摇头丸正是从1994年冬天开始流行的。

    这天，我百无聊赖，我没什么兴致，就提前结束了工作，准备在回家之前先到一家很久没去了的中国人开的酒店喝酒。店里新来了几个小姐，其中有一个歌唱得不错，她自称是国内某省歌舞团的演员。我和她多唱了几首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才从店里出来，独自一人经过新宿大剧院后面的情人旅馆街往地铁方向走去。

    刚走到一个暗处，突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用中文问我：

    “你一个人？”

    我侧头看去，向她摆了摆手。

    “一起去玩吧！”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能适应黑暗，我说话的是个看上去年轻，但体态相当丰满的中国姑娘。我对她站在这里有些好奇，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站在街头的流莺，但大多都来自南美和东南亚，中国人极为罕见。说良心话，在这一带的街头流莺是最辛苦的，她们不用拉皮条的，因为她们直接推销自己。但在夜晚风寒的街头，连我都觉得冻手冻脚的时候，一直站着或踱来踱去的她们还得穿上暴露性感的服装，她们的辛苦便可想而知。我不大明白，她们为何不找一家店铺，而非要流浪于街道？但我知道她们的背后，同样被黑社会无情地操纵着。我听铃木说过，这些街边妓女一次卖身能得到一万五千日元，但至少要上缴六千日元给黑社会。

    基于某种同情和好奇，我温和地问眼前的中国女子：

    “玩什么？去哪儿玩？”

    “去跳舞怎么样？”

    她一边说着，一边炫耀似的把她的两只丰乳靠了过来。我这才看清了她的脸，她长得并不漂亮，表情倒挺可爱。

    “到哪儿跳？”我想在回家之前再去蹦蹦迪也不错。

    听到这问话，她扭着腰说：

    “你知道新宿有一家地下舞厅吗？”

    “地下舞厅？还有这种地方？不知道。”也许我的关系户里需要再添加这么一个店了——我的职业病又犯了。

    她笑了，示意我和她一起走。

    原来她说的“地下舞厅”就在新宿区役所大街上一座楼的五楼上。走进去，我发现这个地方平时是一家普通的酒店，只是晚间被人租下来，当做舞厅使用。这个大致有三十帖塌塌米大小的店内，像早晨上班高峰的满员电车一样，被涌动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细看这些人，几乎全是年龄在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从很多人的神情装束上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他们在充斥着整个空间的激烈疯狂的音乐伴奏下，一律拼命地摇着头，跳着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独特的舞蹈。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幅情景看起来就像是炼狱里的狂欢。

    我们挤到柜台前，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要了两杯啤酒。然后碰了碰杯。

    “我姓林！今天好好玩玩。”

    她大声说着，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随后，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打开后，里面是五粒蓝色的药片。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摇头丸”三个字。“摇头丸”当时在旅日中国人当中迅速流行，是一种软性毒品，片剂，分蓝色、白色、灰色、粉色等各种颜色。效果相同，此前也有人到我的面前来兜售过。我听说人吃了这药后，身体会随着音乐不知疲倦地摇摆，同时连续地摇晃脑袋，同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陶醉感。所以它被称做“摇头丸”。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的心不知为何有些动摇，借着已有的轻微醉意，我试着从她的手掌上取了一粒放进嘴里。

    在林的催促下，我跟着她挤到舞厅中央。

    她像一根被拧紧了的橡皮筋一般，一下子朝相反的方向弹了起来。她的身体随着狂躁的金属般的音乐疯狂摇动，动作竟然变得灵敏而轻盈，与她那有些肥胖的体形极不相称。看到动作缓慢的我，她大声狂叫：

    “快！快！加快动作！把头摇起来！摇起来！”

    拼命摇着头的林的身姿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越摇越快、越摇越快。

    不可思议的幻觉开始出现——

    轰然的音乐声直冲我的脑顶，鼓点像是一下下敲在我的脑壳上，那些枪弹般的音符密集如雨，而我宁愿被打成筛子。

    视野开始模糊，全身被汗水浸得透透的。

    肠胃里翻江倒海，一阵恶心突然袭来。

    我停住摇动，用手捂着嘴，奔向厕所。

    我跌跪在便器前，一气狂吐起来。所有的内脏都好像要从嘴里一齐吐出，剧痛难耐。我整个人几乎虚脱，但与此同时，却有种病态的舒坦感觉，因为身体一下子变得飘飘然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情人旅馆的床上一觉醒来时，头颅内阵阵剧痛。我侧身看到了睡在旁边的林，她那化妆褪去的脸又丑又肿，在睡梦中张着嘴，嘴角上还留着口水的残痕。她睡得很香，甚至还打着鼾。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知道自己此时一丝不挂，但全然不知昨晚后来发生过什么，包括我是怎样走进这家旅馆，又是怎样爬到这张床上。

    我看了看床头的小柜子，一只撕破的避孕套包装袋躺在那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在那样的糊涂状态下，我还没有忘记带上套子。呵呵。很好。

    我强忍脑袋的疼痛，起身在沙发上俩人混杂在一起的衣物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穿好。在镜子前，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觉得好些。我走到房间门口，摸了摸身上的财物，没缺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林还在熟睡。我打开门，然后关上。

    后来我在第一次遇见她的街头又见过她一次，我们彼此都一愣，随后才认出对方。不过，她只是对我笑笑，朝路边另一个男人走去，我猜想，那应该是她的下一个猎物。

    再往后，我没有见过林，虽然我经常穿行于那几条小街，经常被故意暴露的拉美女郎拦住。

    而我和毒品的接触，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有人劝过我吸大麻，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承认那一晚，我确实感到了内心的空虚，但毒品并不能真正地填补消解这种空虚，它只是一个骗子，暂时用幻觉欺骗你，随后骗局揭晓，你只会立即感到空虚在加倍地增长。

    要消除空虚的最好办法其实就是找到空虚的源头，然后，掐掉它。

    那天我离开情人旅馆回到家，当我看到妻子抱着儿子给他哺乳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空虚的来由。久美子只是抬头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却没有说更多的话，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也没有问我昨晚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她继续低头望着儿子，口里只是欢喜地叫着“宝贝，宝贝”，眼睛里充满了甜美的母爱。

    我看着她们母子俩，禁不住开始苦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父亲那皈依佛祖的光头，我仿佛体会到了当年父亲对我和母亲亲密的嫉妒和无奈……

    1995年，歌舞伎町开始流行一种叫做“依妹酷拉”的色情店。所谓“依妹酷拉”，就是把英语的“image”和“club”的日语发音混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个新词。日语就是这样，动辄出现一些来历古怪的新词汇，而且还是你在字典上找不到解释的。比如这个“依妹酷拉”，向外国顾客介绍这种色情店的具体服务内容，就堪称是一件难事。它里面的服务内容真是五花八门，什么“痴汉游戏”、“小姐游戏”、“夜潜游戏”、“AV导演游戏”、“AF游戏”……就连我这个歌舞伎町的老江湖，彻底弄清这些五花八门的“游戏”内容还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最初看到“AF”这两个英文字母时，我想到的是照相机方面的专业用语，于是就寻思这该是怎么个玩法，但一问之下，原来是“肛交”的意思。

    在了解了“依妹库拉”店的大体经营内容之后不久，我与坐落于第一番大街的一家名为“黑桃A”的店铺成功签约，它成了我介绍的第一个“依妹酷拉”店。随后，我还和这家老板雇的店长善男成了朋友。我有一次成功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个香港来日本拍电影的剧组，五六个演职员去玩得很尽兴，而财大气粗的制片人临走时还给了善南十万日元的小费，说是店里人人有份。善男要给我一半，我只收了一万。善男对我非常感谢，感觉也亲近了好多，此后就改口叫我“大哥”。

    晚上我站在街上，善男时不时地会从店里出来找我说会儿话。他比我小四岁，既然叫我“大哥”，和我说话每次都使用敬语。

    “大哥！辛苦了！每天站在大街上，真辛苦啊！最近生意不错吧？唉！经济不景气，我们店里的生意可是糟透了。有客人一定给我们带来，外国人也非常欢迎。”

    他的身高有一米六五左右，非常瘦，脸色总是发青，一副很不健康的样子。我觉得是在那种灯光阴暗的房间里待得太久的缘故吧。只要他一笑，就露出缺一颗门牙的“内幕”。虽然日本人牙齿有毛病的太多，但他这副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像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感觉。不过，我知道他是个品质不错的人。

    “大哥，中国是不是也有跟女人耍流氓的痴汉？”

    “大哥！你是喝母乳长大的？我可没那个福气。我是妓女养大的。真的！”

    “怎么样？大哥，你也来我们店里玩玩怎么样？给你介绍个漂亮妞。”

    “大哥，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点功夫？中国功夫和空手道哪个厉害？”

    ……

    善男很喜欢聊天。遇到忙碌的时候，我就懒得理他，但心里却非常喜欢这个长不大的孩子般的男人。

    很快，我和“黑桃A”的老板也成了朋友，他们在组织全体店员到伊豆旅行时，还叫上我一起去。我当时工作比较忙，脱不开身，但善男却再三央求：

    “如果大哥不去的话，我也不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久美子一起带着儿子和他们一起出发。

    可是在伊豆的那个晚上，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平时性格开朗的善男这时却显出了异常，他的目光阴郁，也有些呆滞。当大家正在轮番干杯，玩得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发疯般狂叫：

    “啊——”

    他究竟怎么了？我的儿子被吓哭了。我急忙站起来，抓住善男的手腕，但被他甩开了。久美子慌忙抱着孩子躲到角落里。善男扑向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男同事，大叫着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浑蛋！你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什么？你说！”

    宴席被搅得一片混乱，酒水四溅，几个女人大声尖叫，饭馆的主任也跑了过来。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善男拉开，我没想到看上去几乎瘦得皮包骨头的善男力气还真不小。

    “行了！有完没完？给我住手！”

    老板发火了，上去给了善男一个耳光。善男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打愣了，随即抽泣起来。

    我们把他架回房间，看到他躺在榻榻米上，哭着哭着声音低沉了下去，竟然很快就睡着了。老板向店主道歉之后，神色很严峻，这次旅行的气氛也被搅乱了。我们坐在大厅里说起善男，据老板讲，善男从一个月前就经常有些不同寻常的表现。

    “这小子一直都很正常，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搞的，老有些奇怪的举止。比方说在店里突然怪叫，吓人一大跳。有一次还对店里的一个小姐说，她的身上附着什么复仇的幽灵，让她赶快想办法除去，结果吓得那个小姐好几天不得安宁。善男可从来都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小子，所以我当时也就是说他两句，根本没想过把他换掉。可现在看来，我不得不考虑一下了。我看他真是有病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善男的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李！善男死了。原来他一直在注射毒品……”

    原来，善男三天前开始就无故缺勤，店里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他在店里干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无故缺勤过。老板有些担心，驱车到了他住的公寓，按门铃也没有回音，于是只好找到房东打开门。六帖塌塌米大的房间里并没有善男的影子，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的门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善男大睁着眼睛坐在浴缸里。他们叫他，但没有任何动静。原来他早已经死了，浴缸的底部是一层干涸的血迹，他的伤口在右手腕上，血液都沿着排水孔流尽了。在地上，他扔下了一把剃须刀、一只注射器，还有一个装着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房间里没有发现遗书。

    这天晚上，我将一束鲜花悄悄放在了“黑桃A”的店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