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有些犹豫，他真是个老实人，从未来过歌舞伎町。可是，我知道他在英国留过学，也去过美国等不少国家。在我的恳求下，他答应去试试。

    在朝一个膀大腰圆的黑人走去之前，他对我说：“我要是遇到麻烦，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帮我报警，一定啊！”神情很恳切。

    “你放心吧。”我安慰和鼓励并用。

    果然，那个黑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跟着黑人朝一间酒吧走去，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在酒吧外面抽着烟，等待他的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我急忙带他来到“上高地”。

    他的脸上还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尴尬。

    据他说，这种酒吧在英国叫做“无上装酒吧”，里面有类似脱衣舞场的舞台，只穿一条T型短裤的白种女人赤裸上身在舞台上跳钢管秀。如果客人看中哪个，付一千日元的小费就可以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跳，也可以用手抚摸她的上半身。但他告诉我，那些黑人说只要他再付八千日元，就可以把女人带到旁边的单间。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他不愧是读书人，有板有眼地说道：“那些黑人说是美国人，但我听出他们的英语其实并不流利，应该是来自非洲某些国家的。里面的女人也自称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什么的，可是东欧口音特别重，有的则是拉丁美洲的口音。”

    “太感谢你了。”我欠身向他致意，付给了他一万日元的报酬。当然，他在酒吧的花销都由我来承担。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黑人和酒吧是怎么回事。我头脑中的歌舞伎町就像一部词典，现在遇到了几个新词，就必须要把它们储存进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些黑人直接起冲突。

    1998年的春天，东京下起了霏霏的细雨。这天，我刚刚和三名中国客人说好带他们去看脱衣舞，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黑人就跑过来用英语说“要不要漂亮的女孩”，三个客人中有一个听懂了，便流露出想去的神情。我狠狠地瞪了这个黑人一眼，大声用日语说道：“这是我的客人！你懂不懂规矩？”没想到他根本看都不看我，依旧露出白得吓人的牙齿，笑嘻嘻地说：“也可以看女孩跳舞，很便宜。”

    客人中有一个动了心，但其他两个却比较冷淡。一位说：“你问问那些女的是不是日本人？”会英语的便问黑人。黑人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NO！NO！”我听到他嘴里蹦出一串国家的名字，什么法国、美国、意大利之类的。客人中为首的发了话：“走吧，走吧。我们来的是日本，当然要看日本妹。那些美国妞，我们早看过了。”还是跟着我走了。

    按照歌舞伎町不成文的行规，在我和客人商谈好了一起走向某家店的过程中，其他的皮条客是不能上前搅局的。日本黑社会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也好，只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行规。当托尼和杜伟也遇到了被黑人半路杀出的事情之后，我想我应该和铃木说一下这种情况了。

    但还没等我说，日本人皮条客也和黑人发生了冲突。在一番街的小广场上，正值华灯初上，两名黑人和两个日本人皮条客厮打在一起。我听见叫骂时就跑了过去，站在旁边观望。没两个回合，两个日本年轻人就被打倒在地。无论身材还是打架的本事，他们都和黑人差得太多。紧接着，日本皮条客的同伙纷纷赶来助战，变成了七八个人打两个，但黑人仍然游刃有余。只要胳膊一抡，就把小日本摔个趔趄；拳头一打谁，就让他当即摔倒。如果日本皮条客不抄家伙的话，估计再来四五个也不是对手。

    正在这时，警察吹响了哨子。看到这幅情景，两个警察掏出了枪，喊道“STOP！”黑人住了手，但日本皮条客以为本国人来了，便不肯善罢甘休，终于跳上去打了黑人一拳。黑人立即毛了，马上重新开战。警察们手忙脚乱，几乎要朝天鸣枪了，费尽气力才控制住局势。

    两名黑人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后来赶到的托尼、杜伟看得意犹未尽，心想这下黑人终于要收敛一下了，便决定去“上高地”吃点东西。

    这段时间，杜伟被一个东北女孩绊上了。那女孩也是先在日本留学读语言，后来在歌舞伎町当陪酒，日子长了，签证过期，就“黑”了下来。因为是老乡，女孩在情感上就显得特别依赖杜伟，居然情愿为了他放弃赚钱的机会，准备回家过好日子。杜伟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他觉得现在是在我这边帮忙，而且又面临黑人的威胁，所以，他特别放心不下。我跟他说，既然这个女孩子认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已经算是歌舞伎町的一朵奇葩了，要是当初我的女朋友有这种想法，我在情感上也不会这么波折了。所以，虽然我也舍不得放走杜伟，但是还是劝他要珍惜对方。

    我们正谈论着杜伟的事，没想到一抬头，竟看到那两个黑人晃里晃荡地走进来，居然就坐在了我们旁边。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看他们的样子，得意洋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其中一个：“你们不是被警察带走了么？没事了？”

    那家伙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对我说：“警察？那帮浑蛋敢把我怎么样？我老婆是日本人！”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调侃地笑了笑。

    这些黑人确实大多来自非洲，他们的妻子也果真是日本人。一种说法是，日本女孩子普遍比较风骚，喜欢精力旺盛的黑人，而黑人们野兽一般的外表也令她们觉得很酷。所以，黑人在日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容易猎艳。这一点令很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在街上，一个日本女孩傍着黑人的场景并不少见。在涩谷等地还有那种黑人音乐风格的酒吧，里面挤满了日本女孩和黑人，有的跳完一支舞，就去了情人旅馆。更有趣的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专门有日本女性和黑人的色情录像带，有的摄制组还带上漂亮可爱的色情女星到海外找黑人拍片。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作为日本人配偶，黑人们在签证上绝不发愁，在行为上也就无所顾忌。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怪兽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来。难道又是大游行？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

    杜伟可能听到了风声，马上打电话问我：“李哥，你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