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悄声跟他说：“没事。是日本人在教训黑人。”

    “他奶奶的这些死黑鬼，早该有人整整他们了。”电话那方传来了爽快的笑声。

    这个事件可以说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也意识到了这里毕竟是日本人的本土，如果要胡来的话，把对方惹火了只会两败俱伤。从那以后，黑人们的态度收敛了许多。

    现在假若仔细地看我的脸部，你会发现鼻子略微有些偏右。这就是黑人留给我的伤痕。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那些黑人见到我已经开始嘻嘻哈哈地打招呼了。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谋生。

    黑人事件渐渐平息以后，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杜伟的女朋友在一次警察的搜查当中，被查出使用的是过期签证，结果被遣送回国了。于是，杜伟就真正面临着去留的问题了。他来找我，陪着我一杯一杯地喝啤酒，亮着嗓子说话：“李哥，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一个人在歌舞伎町这种烂地方混到现在这个地位，实在是难为你了。”

    我笑了，呷了口啤酒：“要在日本立足的确很难。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要顾，不努力不行啊。”

    “李哥，在心里边，我真把你当哥看。你真是挺照顾我的。可我那……”

    “没事。人海茫茫，能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不容易。你回国吧！到时候，我一定去喝你们的喜酒！”我拍着他的肩膀。

    杜伟走了，我送他去的机场。不过，我的人手一下子又少了一个。我想我还是必须再招聘了。

    春天快要结束了。一个夜晚，“歪脖”金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正和托尼站在中央大街上说着话，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男人走过来，怯生生地和我搭话。

    “你是李先生吧？”

    不知是先天性的，抑或仅仅是习惯性的动作而已，这个男人的脖子有点向右偏。由于后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所以我在心里就称他为“歪脖”。

    “你还记得我吗？”

    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抱歉。我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你了。”

    “啊！是这样。”

    那男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去年我来歌舞伎町时李先生给我的。”

    原来是我的名片。我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不同的客人，成千上万的人潮中，很难记住只是匆匆一面的某张顾客的脸。

    “我今天来找李先生是有件事想商量。”

    不会是找我借钱来的吧！我有点警惕。因为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同胞走上前来问我借钱。

    “我找你是想问你，能不能让我也跟你一起干？看到你穿这么讲究的衣服，这工作一定挣钱不少。我会拼命努力的，你让我怎么做都行。如果必要的话，让我当男招待都行。”

    听到最后的这句，我心里不禁暗骂：简直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家伙。他把我们的工作想成什么了？站在一边的托尼忍不住了，本来在我和别人说话时，他一般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这回却插了话：

    “当男招待？就凭你这张脸？”

    那男人本来态度很谦恭，却很快地瞪了托尼一眼，但很快就低下头去。我不愿得罪一位陌生人，便笑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想问问，你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吗？”

    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不是拉皮条吗？”

    “我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拉皮条，而是导游。”

    我纠正了他的话，然后把工作性质和内容简单向他说明了一下。然后问他：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现在非常缺钱用，拜托了！帮帮我吧！”

    “我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南京人。求你了！”

    男人一再恳求我，并继续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如果需要的话，让我加入黑社会都行。”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吧！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你再来吧！”

    听了我的话，他深深地鞠了一个日本躬，然后走了。

    等他的身影消失后，我问托尼对他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托尼立即回答：“这家伙不行！不能用！”

    “为什么？”

    我问他否定的理由。托尼指着自己的眼睛说：

    “眼神不善。我嘲笑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看我的那种眼神了吧？装着挺懂礼貌，骨子里却狠毒，对这种人可不能大意。”

    从十几岁就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托尼，有那种一眼识人的本事。另外，在杜伟加入我们的时候，他就挺介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减少了。考虑到这个，我并没有听他的意见，我一心只想着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

    “你说的没错。不过，要是真不行的话，我可以随时辞了他。眼前我们急需人手，盯着我们地盘的家伙可是太多了。这一次还是听我的吧！”

    听我这样说，托尼不情愿地答应了。

    第二天，金东果然按时来了，穿着一件不知在哪儿买的难看衣服，皱皱巴巴的，下身是一条脏脏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普通公司职员穿的老头鞋，手里还拎着一个破旧的纸袋，整个人都像公园里的那些流浪汉。他当时还是一个日本语学校的学生，年龄比我和托尼小六岁，但看上去却显得比我们俩还要年长。

    我把他带到“丸井”商店卖绅士服装的柜台，帮他挑了西装、领带、皮鞋。金东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问我：

    “李哥！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像周润发？”

    他的这种厚脸皮让我哭笑不得，简直无法回答。

    如此打扮下他的外表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上街开展工作了。我用严厉的口吻对着打扮一新的金东下了命令。

    “你先跟着我见习两个星期，看我是怎样招呼客人的！”

    金东没有任何异议地答应着。

    一个星期后，名高突然打来了电话。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们见一面吧！”

    我们约好了当天晚上在靖国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居酒屋门口见面。

    晚上八点，我赶到约好的地方，名高已经提前到了。

    站在我面前的名高个头将近一米八，像电影中的职业保镖。他一身黑色装束，黑衬衣、黑西装套服，仿佛能看见身上一块块的结实肌肉，脸上还架着一个很大的墨镜，单从外表来看，比黑社会成员还要“黑”。

    “名高先生！你可真威风！简直像电影里的演员了。不过，你这身打扮，会不会太惹眼？”

    名高平时和我见面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都是尽量找离歌舞伎町稍远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怕黑社会的人看见我和刑警说话，从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可以让人以为你在跟黑社会老大见面。”名高是一个很机敏的人，而且，从朋友的角度，他总是很能为我着想。

    我们乘电梯到七楼的居酒屋，先各自要了一扎生啤。名高把一大杯啤酒一仰而尽，长舒了一口气后开了口。

    “最近，韩国人皮条客比较招摇，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的，韩国皮条客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区役所大街和樱花大街，而且，他们脾气暴躁，喜欢四处挑衅，经常和别的同行发生争执。

    “住吉组一个姓朴的在后面支持着，所以韩国团伙开始迅速扩展了起来。希望你平时多注意一些，尽量躲开点，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李君你不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和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住吉组朴的名字。不管对手是谁，只要他后面有黑社会的后台撑着，事情就比较麻烦。如果韩国人冲进了我的地盘，最后必然是谁的后台大谁赢。我的后台是山口组的铃木，但是从这么长时间的交往来看，我总觉得他多少有点靠不住。我的心里突然开始不安起来。

    跟名高分手以后，我回到一番街上。刚站定了我的位置，身后就又响起了金东那软绵绵的哭诉声：

    “李哥！看来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啊！”

    金东在最初的一个月几乎天天带着哭腔这样跟我说话，我都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该招收他了。此前我已经多次跟他分析了他老是找不到客人的原因，因为他招呼客人被拒绝时，总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露骨的沮丧相，抱持这种心态的话，一天只能挣上两三千日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他的情况突然开始改变了，一下子挣得多了起来。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注意了一下他是怎样招呼客人的。显然，他对自己以前那种拉客态度有所反省，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还真有一手。他现在的招数就是不管客人怎样拒绝，他都会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跟在后面，死缠烂打，不达目的决不甘休。

    托尼是站在那里笑眯眯地抓到客人，而金东的这种半强迫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方式，哪种手段适合自己就按哪种去做好了。我抱着这种想法，并没有去干涉金东。效果是明显的，这个月底，他的收入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万日元。

    为了讨好我，金东介绍了他的前女友莉莉来给我认识。莉莉曾经是江苏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学的是日语，后来跑到日本来留学淘金，独在异国他乡，她才跟金东这种货色待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了金东的纠缠，在自己留学的学校里找了一个南京的同学。我初见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尽管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和甜美浪漫的微笑很迷人。我的心思还是放在儿子身上，虽然久美子越来越少关心我了，可是作为一个丈夫，我觉得还是要信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的。而莉莉身边的男朋友也对她还不错。所以，和莉莉也就是作为普通朋友在交往。莉莉偶尔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抽空去她家一趟。

    金东入伙的同一个月，我在中文报纸上又登出了广告，经过几轮面试，新增加了几个人手，从此以后，我和我的手下人一起站在歌舞伎町同时工作了。

    即使招了这些“手下”，我们也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与那些黑社会帮派可是完全不同。首先，我这里人员流动很频繁，人数也时多时少，常常有黑户口的人请求加入，但都一律被我拒绝。连那些有签证的人，如果签证一到期，无法续签，我也会立即辞去他的。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托尼之外我所招的都一定得是有签证、身份明确的人。签证的种类我并没有要求，不管是拿就业劳签证，还是配偶签证，只要不是黑户口就行，这是最低条件。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每天都要站在大街上，又是在歌舞伎町，最容易引起警察和入国管理局的注意。如果里面有哪个黑户口的人惹了事，势必会找到我这个负责人的头上，到时候，我就会从这条街上被轻易地排挤出去。

    另外，我这里如果有黑户口或涉嫌犯罪的人，那么我的“敌人”就会盯住我的弱点。试想，如果我是一个不法滞留的黑户口，怎么能够在这条街上堂堂正正地做自己的生意？那些趁火打劫的黑社会必定会说：“我可以允许你在这儿干下去，但你就要受制于我。”

    而且，他们还会问你索要比平时高出很多的“保护费”。这是肯定的。

    再比如，如果我的手下和别的皮条客发生纠纷时，对方肯定会攻击我的弱点：

    “你别猖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知道后果吧？到时候说让你滚蛋你就得回你的国家去。”如果被入国管理局抓住，“黑户口”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我现在虽然有托尼这颗定时炸弹，但和别的皮条客团伙相比，远远要干净得多。有些皮条客团伙里，大部分人都是不法滞留的黑户口。

    随着我的人手增加，我也不能放松和降低用人标准。

    首先，我在中文报纸上打出广告。然后对于前来报名的人由我亲自面试，原收是先看是否有合法签证，然后再从年龄、经历、为人、谈吐、外表、穿着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看对方是不是适合导游工作。外表不顺眼的人当然是不适合与客人交往的。从这一点来看，录用金东就是一个大失误。那时人手明显不足的我，实在有点饥不择食。

    接下来，我要布置我的那些“手下”站的岗位。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每过一段时间就顺时针轮换站位。毕竟每一个人都想站在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位置上，只有成功拉客，收入才会多。为了避免他们贫富不均、互相争抢好位置，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此外，除了当“老板”的我之外，大家一律平等，不存在黑社会组织里的那种等级制度。最多存在先来后到的问题。但即使是早到者，也绝不会因此比后来者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我从他们每个人那里收取一半的手续费。也就是他们每拉一个客人到店里，店里给他们的回扣，由我与他们五五分成。

    也许有人因此说我占便宜。但是，我的这些“手下”之所以能在这儿谋生，正是因为我的多年努力，得到了这块地盘，而且那些“关系户”也都是我一家一家开辟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现在想随便在我的地盘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另起炉灶，比如说在樱花大街上站着拉客，早就被人扯出去臭揍一顿，再也别想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这些“手下”的营业额由他们自己算出汇报。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开会，大家将当天的营业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里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人谎报营业额。所以，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店里，抽查并确认他们带去了几个客人，客人消费了多少钱。现在，我则雇佣专人巡视他们。

    如果发生了瞒报营业额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对此设立了罚款制度，除了罚款之外，还设有“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制度。具体情况我会具体对待，如果情节严重者，当然是辞炒他的鱿鱼了。

    我辞退的第一个人就是金东。

    金东的工作起初非常顺利，三个月后，每个月的收入就几乎达到了四十万日元。

    可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了起来，态度也不一样了。他开始穿名牌，脖子还系上了黑社会成员们喜欢的那种粗粗的金链子。他那副歪着脑袋的样子，再加上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哪里来的暴发户。

    另外，他开始以客人身份出入一些酒店。在不受小姐待见时，也忘不了在小姐身上占小便宜。甚至于他还会叫来店长，质问为什么店里的小姐没有规矩，要求小姐向自己赔礼道歉。明摆着一副痞子相。

    他的工作态度也越来越像个流氓。他总是用寻猎般的眼神在人群中寻找着。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像蛇一样缠上去，用花言巧语骗得客人跟他走。而且，他越来越不懂合作，经常自作主张，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几乎降低到了零点。

    一天，他带着三个香港客人去了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酒店。我的“地盘”那时是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在这之外的地方拉客是违规的，但把我的“地盘”上拉到的客人带到别的地方的店里去倒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店每个客人收一万日元的酒水费，给我的回扣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金东的营业额应该是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带不带小姐“出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回扣只从客人第一次被带到这家店时在店里的消费额计算。这一天，金东报上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客人的回扣额——五千日元。这种事情他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训了他一顿，给了他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可是，他却腆着脸对我说：“李哥，下次我不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啊。”

    托尼没等我说话，指着金东说：“都四五次了，你以为李哥不知道啊！”

    “关你屁事。我跟李哥说话，你插什么嘴？”金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托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不想事情闹大，便岔开说：“别吵了。我们按规矩办，你先停职一星期，”我对金东说，“要是以后再犯，我就辞了你！”

    “哦。”金东显得很不情愿，还狠狠地瞪了托尼一眼。

    此后每次见面，托尼都要发几句牢骚。而金东也在我面前说托尼的坏话。他们两人给我的感觉都一样——要是没有这家伙的话，我可以挣得更多。不过，金东倒也稍稍收敛了一些。

    半年多之后，托尼终于给金东设了个圈套。在路上拉到三个客人的托尼，假装心情不错，叫上了金东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去。回扣当场两人对半分了。

    有一个客人其实是托尼认识的。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三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金东递上的名片。

    一个小时后，我们几个人正聚在一处，金东的电话响了。

    “我到旅馆去接个客人。”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若无其事，继续在路上招呼客人。

    托尼则往另外两三家酒店打了电话，知道金东刚才带了那三个客人到了其中一家店，并拿了回扣走了。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的，即使是客人打电话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再带他们去别的店，这后一家店的回扣也应该由两人平分。这是预先定好的规矩。

    这天晚上，托尼没有吭声。

    但是，第二天，托尼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而且是一种平时我没有见过的神情，他口气强硬地说：“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再不辞了他的话，我就不干了！”

    我把金东叫出来问他，他并不抵赖，马上就招了。可是，突然他又眼睛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虽然不对，托尼的做法更卑鄙。他居然设了圈套让我钻！”

    三个人陷入一阵沉默。

    我在内心里权衡之后，告诉金东，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队伍的稳定，我只能辞掉一个人，但我不会辞了托尼。

    金东瞪着眼睛，狠狠地朝我面前吐了一口，然后说：“小子！你等着瞧！你别后悔！”接着，他就从我的面前跑掉了。我和托尼都有点吃惊，没料到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