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见了我，笑得都差点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