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还得兼做招待工作，这就是我辞职而去的原因。那种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断对客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的工作态度使我疲惫不堪，有时忍受着客人那种毫不掩饰的歧视，还必须得赔尽笑脸，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坚决辞去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知道，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辞去了舞厅的工作之后，日语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像我这样，不断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谁没有打过五六份工？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没办法，生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饥饿，盲目地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压住眼帘，他正站在人行道中间，向过往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打扮土气。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随随便便走过去，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纸巾。日本有很多商家将纸巾做成十几张的一个小包，在包上印自己的广告，然后雇人到车站或闹市街头免费发放。我在歌舞伎町走上一趟，假如来者不拒的话，能收到十五六包。这个又是什么广告？我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印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知道，“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明白，可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小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难道是婚姻介绍所么？

    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日语都是教科书上的正规说法，而生活中无法从书本上得知含义的单词、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在国内动身前，我也学了一些“标准日本语”，但来日本才发现，那上面教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派上用场。即使在日语学校里学的东西，似乎也有和生活用语脱节的情况。别的不说，就拿在歌舞伎町遇到的许多招牌，课本上是不可能教授的，只有我们自己去理解揣摩。

    在歌舞伎町，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流行健康”几个字，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流行”我明白，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流行的时装，“健康”，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大体可以猜到它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词语，诸如“同伴喝茶”、“SM喝茶”、“包间裸体”，都是怎么一回事？SM，我查了字典之后明白是性虐待的英文缩写，可又如何与喝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一些店叫做粉红色沙龙，它们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又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含义和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当时，拿到那个广告纸巾的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由于这个广告看起来没什么色情嫌疑，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了看，笑着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但这上面写着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因而对女客人采取免费优惠。”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客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客人进店消费？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不流利，但我已经能将一些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面试！”老板一边擦嘴一边说。

    几天后，我把妻子领来和老板见面。在我眼里很漂亮的妻子当时就被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