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我握住了拳头。

    可是，如果对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受人欺负？可别小看了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想想看，演芭蕾舞时，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枝花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还要令人看上去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力量的差事。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

    然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且可能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对头。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但没有一点要“谢罪”的意思。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二百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最容易逃跑的唯一场所。

    但那帮家伙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只有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些手下留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我挨着打，心里却松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几个小子在派出所门外停下来，忿忿地看着我，却不敢上前。一位警察见我闯进来，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我装作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打了一架。”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昨晚回家，爱梅看着我的惨相，又是埋怨，又是心疼，她带点刺儿地数落我：“你看，你这份闲差吃力不讨好吧？真不知道你干吗不继续发纸巾？要么找个别的工作不也是很好？现在倒好，弄了一身伤回来。”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罢休实在是太懦弱了。我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儿上低头呢？！这种时候，只要我有任何退却的想法，就会完全被他们日本人瞧不起，以后都免不了任人摆布。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新“潇洒”地站在了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有点紧张，担心随时会再遭到袭击。

    幸亏那个带头围攻我的小伙子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却没有别的举动。我小心地招揽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瞪着我，没有再次出手。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上高地”咖啡馆走出来的真武，起初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一百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和谐，但看上去很凶。淡淡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他在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的西服。凭直觉，我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

    “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的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人的黑社会后台？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地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中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对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脱衣舞场“T”时，店里的人曾好心告诫过我。

    “小李！你快找个后台吧，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