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三十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往往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一上午的服装设计术语测验是最难对付的，平常上课时老师说的日语充其量我只听懂百分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术语。听惯了街头粗俗的日语，我对有身份的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语却感到茫然。

    好在我是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然后将作业交给她们，由她们代我完成。绝大多数女孩对这种“交易”感到很满意，因为对于一般的日本女孩子来说，日常花销方面除了家长会给少量之外，其余的主要靠自己打工，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差”则是可望不可即的，更何况我的出手大方和风流潇洒更是她们之间议论的话题，甚至不给钱她们都愿意帮我。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喜也是我的护身符之一。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英俊得多，属于眉清目秀又英俊倜傥的那种。在日本的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恰恰属于这一类男人喜欢的对象。那些中青年老师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的付出，只要对他们殷勤一些就可以了，我的身体当然是不让碰的，那样，性质就变了。

    这些小伎俩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设计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饰。同那些女学生一样，他也乐不可支，如果不是碍于“师道尊严”，保不齐他会扑上来拥抱我一下。

    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穷学生的我，却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由他们去猜测吧，把自己搞得神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在学院里，我最喜欢的课是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因为这是我学习服装的真正兴趣所在，也是我来日本的最初目的。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那时，老师评价我的服装时称我的设计充满了某种特殊的爱意。后来，由于我有了久美子，生活渐渐轻松起来，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通过努力，我的服装设计知识、审美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几百万日元的学费也物有所值。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便开始在东京寻找与服装相关的工作。但是，事实是冷酷的。一个外国人想跻身于日本的上流社会是很难的，想在日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养家糊口，我依然在歌舞伎町继续我的引路人工作。但是，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记将自己的服装构思画到图纸上，权当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一个由日本兄弟企业赞助的业余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赛在北京举行。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虽然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专业服装设计师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作为爱好，也为了将在日本的四年学习生活作一总结，所以，我毅然报名参加。结果，我的设计作品被选中参赛。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开始重视服装潮流、时装展览和比赛的时期，各个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比赛规模盛况空前，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文化人也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的设计最终遗憾地落选了，但在比赛结束后召开的晚会上，我却认识了中国国内著名的服装杂志《时装》的编辑，她给予我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她了解到我是刚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的，便试探着问我：“你人在日本，能不能帮我们就近采访一下日本举办的各种服装展览，将日本服装界的最新动态写出来，配上照片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每期杂志都发表你的文章。”

    我没有半点犹豫，一口承诺下来。原本我就一直盼望着能从事与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既然我的设计得不到业界的认同，那么，我想，我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字来传播自己对服装的认识。因此，《时装》编辑的要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中国的杂志稿酬标准自然非常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一千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日元仅一万五千左右，但是，只要我还能在歌舞伎町混下去，我就可以支撑自己对服装的热爱。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就能够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日本的时装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随时参加他们的作品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我觉得它将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亮点，甚至可以说它比在这次设计比赛上获奖还重要，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从此，在歌舞伎町“导游”身份之外，我又多了另一个头衔——时装评论员。

    然而，采访文章即使我还能勉强应付，但是对于时装摄影我却是一窍也不通。我那逢场作戏的性格却让我满口“没问题！没问题”地答应下来，但真到了要去时装表演会场拍照时，我却抓瞎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总不能带着个傻瓜相机跑到会场上去乱拍一通吧？即使是苇子送给我的那台佳能EOS，拿到一流时装摄影师面前也是会被笑话的。

    回到日本，很快就迎来了著名设计大师山本耀司的时装作品发布会。我在距发布会只有两个小时之前，才在新宿西口的照相机专卖店匆忙买了一台专业记者用的尼康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我偷偷塞给年轻售货员一个包着小费的纸包，他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操作方法快速教会我，我背上摄影包飞奔向会场，就此上阵。说起来，平时我哪会有时间去选购照相机，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摄影，所以才导致这般狼狈地临阵磨枪。

    时装发布会会场设在东京滨松町的山本耀司自己公司的仓库内，我在会场入口处领到一个记者证挂在脖子上，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几十个摄影记者在那儿各自摆好架势恭候表演的开始。我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于是绕到摄影记者们的对面，迅速掏出我的家伙试起镜头。

    咔嚓！咔嚓！按刚才售货员教给我的操作方法，照相机开始正常运作，闪光灯也没有问题。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我能对付过今天的采访和拍摄任务了。正当我安下心来时，一名留有胡须、体格健壮的摄影记者冲到我面前，大声训斥起我来。

    “八格牙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摄影记者的位置不是在那边吗？你的闪光灯在这儿咔嚓、咔嚓地，谁还能拍得了照片？”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没有任何知识，不懂得任何规矩，完全是无知而鲁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摄影记者们的群体怒视之下，慌忙退到了摄影师阵列的最后面。可是，在这个位置哪里还能拍到照片？我向刚才冲我发火的那个留着胡子的摄影师鞠着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原谅！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规矩不懂。拍不到照片上面会怪罪我的，能不能在您的旁边让我拍几张？请多关照！”

    对方长相挺凶，实际上却是个好心人：“原来你是第一次啊？真够佩服你的勇气的。”他听完我的话竟豪爽地笑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一次虽然没有拍到多少有价值的照片，我却因此和那些摄影记者交上了朋友，此后我经常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些摄影技巧。我的时装摄影水平也逐步提高。很快，我拍的照片就时常被选中并发表在《时装》杂志的封面上，这给我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而我的那些摄影记者朋友和熟识的服装评论家们，他们只知道我作为记者及评论员的一面，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夜晚”的面孔，他们至今还以为我只是一名中国服装杂志的专业记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其实每天都在不停地与日本的黑社会、警察以及各色犯罪分子周旋和较量着。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往往会泛出一种五味俱全的滋味。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有多种面孔的家伙，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只求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并能以此为乐。

    再后来，我还和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起了冲突。我在北京时装设计比赛会场上拍的照片，被他们擅自采用了。这家公司虽是此次时装比赛的赞助商，但他们在采用我的照片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

    我在做时装评论员工作的同时，还做些翻译兼协助采访的工作。

    1995年我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再次赴北京，采访北京时装设计比赛时，发现兄弟公司盗用了我的照片，刊登在该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最初，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怎么样，也并没有想难为此公司，只想让他们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的态度却十分傲慢而蛮横，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这种态度惹怒了我。自视发达国度的日本，不是非常注重维护“著作权”、“肖像权”之类的知识产权吗？怎么会如此无视我的意见，还摆出一副无礼傲慢的态度？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于是，我回到日本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回公道。

    久美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支持我的举动。于是，我花钱雇了律师，正式向我的对手发出了抗议，并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结果，对方感到事情要搞大了，主动提出和解，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和律师商量后，我决定接受和解。他们付给我二十万日元和解金，并对我道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一个人在与日本大公司的斗争中，没有半点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大长了我的志气，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对手是谁，大公司也好、黑社会也好、警察也好，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希望自己能不畏困难、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