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后，我开始出入服装界知名人士的各种聚会。

    1994年的春天，我在著名服装设计师花井幸子的作品发布会上进行采访，在随后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位人物是个年迈的老人。在人才济济的众时装设计师当中最为突出，他被众人包围在中间，衣着异常华丽，周身焕发着光彩。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着什么，大有众星捧月之势。

    这位老人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五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粉红色针织背心，下身是一条纯白、笔挺的裤子，一身打扮简直就像是一个模特。头上戴顶橙色无檐帽，眼睛上是一幅70年代初流行的那种墨镜，气质上给人以一种很有知识和教养的感觉，尽管已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到“帅气”这个词。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我对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向身旁的一位摄影记者打听。

    “他就是日本时装界的大名鼎鼎的长泽节先生。”

    原来是他！长泽节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他就是培养出日本一代时装名流的“泽现代服饰美术所”的所长，像金子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穗积和夫等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时装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位让服装界人士肃然起敬的老前辈。而此刻，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就站在我的眼前，我激动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一定要结识他！”我向身旁的同行说了句这样的话，就手持名片、忐忑不安地一点点挤进层层人群，来到老人面前。

    “长泽老师，非常冒昧，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叫李小牧。今天终于有幸见到老师，不管怎样都想和您认识一下……”

    我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吞吞吐吐地说到，没想到，长泽先生却一下子握住我的手，大声说：

    “嗬！真不错！真不错啊！”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什么不错？”

    “原来你是中国人啊！难怪身材这么好！真是太棒了！”

    他一向以喜欢年轻、漂亮特别是清瘦型的男孩而出名。战争年代，他所画的美女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模样，因此被当时的决策层军部指责为“不健康美女的画家”，甚至还受到过禁笔的处分。长泽先生酷爱的对象，不管男女，一律都是那种长相漂亮、又瘦又高的类型。

    按年龄来说，我当时早已不属于是漂亮男孩了，但幸好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自己的体形还说得上自信。那时的我也许正是长泽先生喜欢的类型。

    “小李，一定抽空到我的学校来玩。”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您的学校找您吗？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日本人一般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饭”、“什么时候一起喝酒”或“来我家玩”，都不可当真，那一般都是礼节性的语言。我经常难以判断这些话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只是客套，所以当时对先生的这句话也同样充满了疑惑。

    “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小伙子，我更喜欢你了。不用顾虑，一定来找我！”

    几天后，我找到了位于新宿区的一栋只有六层但非常气派的大楼，这就是“泽现代服饰美术所”。

    长泽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把我带到最上一层，写着“学生免进”的他的个人休息室。

    说实在的，当他说“走！到我的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时，我着实有些心情不安。但一想到对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管怎么也不可能向我发动“突然袭击”时，也就不再有什么顾虑，照着他说的跟着他上了楼。

    实际上，从长泽先生看我的眼神，我直觉上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只是，他的眼光并没有令人讨厌的色迷迷的味道，而是一种欣赏、一种赞许，而且，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后来长泽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李，我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只要是漂亮的。”先生喜欢所有美丽的人和东西，只要美丽，不管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美”就是先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性恋者！”

    长泽先生好像真的很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喜欢我的脸形、五官和身材。平常，如果是从一个男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表白，那一定会让我非常厌恶，甚至恶心，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听到长泽先生这样对我说时，我却没有什么不适之感，甚至还可以说有些沾沾自喜。长泽先生让我很感动，他对人毫无偏见而且坦诚，使我对他心怀敬意。

    那天长泽先生穿着宽松的衬衣，坐在带有顶棚的床上，抓着我的手，一边轻抚，一边感慨：“这手指多长，形状多漂亮！但可惜的是，指甲太长了。不注意经常修剪的话，那就对不起这么漂亮的手了。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可别忘了把指甲修剪好。”

    他抓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触摸着，接下来又命令我：“把脚伸过来！”

    “啊？我的脚？”我有些犹豫。

    “是的！把脚给我看看，快点伸过来！”

    我只好照着他说的把脚伸过去，没想到先生慢慢将我脚上穿的白色运动袜给脱了：“这种袜子太普通了，应该穿更性感的漂亮袜子。噢！手指那么漂亮，没想到脚也这么漂亮。但是，真可惜！看看，脚趾甲也这么长。”

    他说着，又将脸颊贴到我的脚上。

    “小李！你的身材可是太棒了！这可是天赐的，真难得。你有女朋友吧？”

    “有！我已经结婚了。”久美子温婉的脸浮上我的心头。

    “是吗？啊！这么漂亮的身体只让老婆一个人占有可实在是浪费。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学校来当绘画课的模特儿？我平时并不刻意教学生什么，但有一点，我总是尽量让他们去欣赏、去用心感受美——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学习。”

    我倍加小心地问：“当模特儿可以，不过是不是裸体的那种？”

    听到我的问话，长泽先生大笑起来：“哈哈！原来你还这般害羞啊！”

    在生人面前脱光衣服，这对于我可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在很多人面前。而且，我即使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那种叫做“钱汤”的地方洗澡，都感到很不自在，何况是做模特儿。只要一想到自己站在众人面前光着身子，众人都用认真、审视的眼光一齐盯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像是要下地狱般不自在。

    “对不起！裸体可绝对不行。”

    长泽先生对我的拒绝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脱衣服怎么样？不脱衣服就没问题了吧？”

    从那以后有一年时间，我每周一到两次去“泽现代服饰所”当模特儿。尽管是穿着衣服，但同时面对几十名学生，被这么多人围着，起初还是有强烈的抵触感。但是，一两个月过后，慢慢地习惯了这项工作，那种抵触感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被注视的快感，那种当芭蕾舞演员时常常感受到的表现欲又复苏了。

    不过，歌舞伎町的活动一年比一年费神费力，结果，我的模特儿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宣告结束了。但是那段经历还是成了我人生的宝贵经验。

    模特儿工作结束后，长泽先生依旧约我一起喝茶、吃饭，谈论时装、电影等各种话题。先生除了时装设计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评论家，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电影评论。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不时带给我新观点和新认识，使我耳目一新，我丝毫没有那种和一位老人谈话的感觉。

    1999年6月22日，我得到了长泽先生去世的噩耗，他终年八十二岁。

    我参加了在青山殡仪馆为他举行的葬礼。葬礼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参加葬礼的人的衣着尤其引人注目，很多人的打扮都极富个性色彩，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的黑色葬礼服一点不像通常的葬礼时穿的那几种固定样式，充分显示了“长泽流”的葬礼风格，这也算是给他时装界大师的一个完好纪念和总结。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位在日本结识的老师，他是一位真正有自由人格的老人。

    在与长泽先生的交往时期，久美子平安地产下一子。孩子很可爱，继承了我的眉清目秀，也继承了他母亲恬静的微笑。在歌舞伎町的紧张工作之余，我把心力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抚养上。

    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