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不是因为公务而给我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在大街上看见你，都被李先生的风度所吸引。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高达郎”的演员长得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姑且叫他“名高”吧。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很受日本人欢迎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还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信息。以后可能还会麻烦到你。当然，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一定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的。”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的阳光。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警民关系的朋友，他与那些寄生歌舞伎町的蛀虫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