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做爱，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什么表演？”

    “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然而，在这一段忙碌的工作中，我突然听到了好友陈海波遇害的消息。

    案件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

    这天快中午了，我还在家里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摸身边，爱梅已经不在，肯定又出去逛商场了。因为她自己有钥匙，所以不会是她。那么，门外一定是那些推销商品或宣传宗教的家伙，真是讨厌的骚扰。我没理会，但敲门声继续着。也许是爱梅忘了带钥匙？我嘴里嘟囔着，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我登时愣了。外面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朝我欠身致意，一个胖胖的掏出证件，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们是警察。”

    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