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做爱，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淫欲。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阴部，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毛片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