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睾丸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睾丸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