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迎合着他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我们能在身体韵律中找到共鸣，这是和其他女人之间不曾有过的体验。

    悠悠的柔软肢体与我的热情阳刚相碰撞，简直就是那对“天生一对”的最完美的注解。身体上的和谐让我对悠悠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收工后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恐怖，紧皱双眉，两眼充满仇恨般地盯着手里拿着的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进了什么，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摔打着，嗵—嗵—嗵—，地板发出沉重的响声。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

    突然听到问话，悠悠一惊，回过头看见是我，随即绽开了笑容，扑进我怀里，白皙的小脸上和尖尖的鼻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你终于回来了！我非常想吃这个。”

    她说着打开了手里的塑料袋。里面一只满是血污的甲鱼正痛苦地挣扎着。

    “啊！是甲鱼呀！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不会杀甲鱼嘛！我怕被咬了手指，所以想把它摔死。可怎么也摔不死它。”

    杀甲鱼从来都是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向文静的悠悠当时那种发狠的神情还是让我很担心。

    “你不会哪天也把我当甲鱼给摔成这样吧？”

    我嘴里虽然开着玩笑，但心里却真的有些担忧。

    “神经病！胡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哎！你是不是打算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不然怎么会这样问我？”

    说着，她扑哧一笑，就是这一笑最可怕，这笑容里面藏着诱惑男人、让男人屈服的“毒药”。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已经深度中毒男人，如果早一点认清她的本质的话，我的1992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个在夜晚的歌舞伎町都没有被打败的男人，却被眼前的上海小女人轻易地就给俘获了。

    中野的公寓下面二楼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出于方便，总是喜欢去那儿理发。

    成为久美子常客的重要原因是，她也作为留学生去过澳大利亚两年，与当年的华裔谈过恋爱，她还对辣味的中国菜特别钟爱。

    那家美发院的女店长名叫久美子，年龄比我小三岁，却总是像个大姐那样关照我，听我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还跟一个中国男孩谈过恋爱，所以非常能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处境。我也带悠悠一起去过，久美子的技术不错，我们成了她的常客。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看到一个比真武还要胖出几圈的男人在里面和女孩子们聊兴正浓，那些平时略显矜持的女孩子像接待她们所崇拜的影星那样热情甚至谦恭地围着他，听他神侃。那男人身穿和服，头上还扎着一个发髻，打扮的那些相扑运动员们差不多。见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们，久美子走过来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若乃花大关。”

    我说难怪这张脸会这么熟悉，他就是电视上常出现、报纸上也常登出大幅照片的那个日本相扑明星，那段时间他正与这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