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日子却依然继续。熟悉的歌舞伎町，像一条牵扯不断的线，紧紧地拴住了我的心。

    1999年到来了。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来到日本的第十一年。儿子已经六岁了。我们搬了家，住进离蚕森公园很近的一个小区。我把儿子送到了公园里的杉并区第十小学。

    然后，我申请的永住签证得到了批准。在我跟久美子结婚以后，我曾想过，要不要“归化”日本国籍。如果申请“归化”的话，手续更简单，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家属签证，只要在日本生活五年以上就有条件申请，而我又有一位日本妻子。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想改变自己的中国国籍。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变成一个“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抵触感，我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即使我再怎么喜欢日本的生活，再怎么希望继续混在歌舞伎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日本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于是，我提出了永住申请。

    申请永住权比“归化”日本国籍要难得多。原来永住申请一定要求首先在日本居住二十年以上，照这第一标准，我还得等上九年才能申请。而正巧在这一年，永住申请的条件放宽了，居住二十年的要求一下子降低了一半——十年。我在年初提出了申请后，10月份就被通过了。不过，永住资格虽然拿到了，我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我与久美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淡疏远，金东也不会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那些偶来纠缠的黑道人物也不会忘记按时向我要保护费。换句话说，只要我不离开歌舞伎町，精神就不可能轻松。唯一不同的是，永住资格拿到后，我可以不用再每年都花上两个白天去入国管理局办理签证的延长手续。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个人到新宿的“丸井”百货商店去闲逛，在地下一楼的唱片店偶然碰到相识的陪酒小姐小莲，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习惯了在歌舞伎町的搔首弄姿，所以，我远远就看到了她。闲得无聊，我就上前跟她打招呼，约她一起去喝茶。她笑着说：“中央大街的第一帅哥要请我喝茶，我怎么会不乐意呢？”

    我们在旁边的一家茶室里坐下来，小莲喝着茶，突然问我：“李哥，你知道我们店里的那个山东女孩儿吗？就是左脸颊有颗痣的那个，花名叫莺莺的。”

    “哦。知道。怎么了？”

    “她被人抢了！就在她家里。而且还受了伤，再也不能来上班了。”

    原来，在前些天，莺莺下班回家以后，遭到几个福建人的抢劫。她被关在家里，用胶带缠住了嘴和手脚，银行卡被抢去，当被问知密码时，她没有说真话，随便编了密码想混过去。她来日本十五年，拼命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哪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被别人抢走？那几乎和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可是，一个抢劫者去银行取不出钱来时，马上打电话通知守在她家里的同伙，说密码不对。

    莺莺马上被推倒在床上，守在屋里的男人扑了上来：“臭女人！你居然敢骗老子！”

    顷刻之间，她的衣服被扒了个精光，乳房被一个男人抓了起来：“小姐！这就是对你说谎的惩罚。这可爱的草莓先取一个给我了，如果你再说一次假话，另外一个也别想要了。第三次还说谎的话，哼哼，你的命就没有了。”男人一点也不是在吓唬她，他毫不犹豫地撩起匕首，飞快地一割，一个乳头立刻就被割了下来。

    莺莺疼得差点昏了过去，无奈，她马上将真实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为首的男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还没出两分钟，便得到了现金，将近五百万日元就这样被抢走了，那些福建人便扬长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莺莺才从剧痛和恐怖中清醒过来，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很快被送到医院。但是，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里面露面。

    我听了这件事，点了点头，跟小莲说：“这事我大致知道。不过，过程却跟你说的不大一样。唉，现在歌舞伎町真是不太平，中国人还抢自己的同胞。”

    “是啊。”小莲忧虑地说，看得出，她很惊慌。我知道，她是一个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如果被偷、被抢，都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如果自己声张，或者去报案，反而要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所以，那些抢劫的往往就盯上他们这些人。

    不过，那些抢劫自己同胞，或者给别人通风报信并从中谋利的家伙，实在是可恶，就因为有这种人，中国同胞之间才会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彼此不能信任。在举目无亲的异国生活，却要时常注意提防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此前有另外一位陪酒小姐想搬家并曾让我推荐一个好地方，我推荐她去新大久保附近，可她却因为那一带都是中国人而觉得太危险了。

    “李哥，你知道地下银行吗？”小莲又问我，“幸亏我都通过地下银行直接把钱汇给父母，这样就不用放在身边担惊受怕了。”

    “地下银行”，这个词以前也听说过。早在1995年，这种帮助偷渡客寄送金钱的地下机构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偷渡客在日本的生活，除了打工还是打工。我听说有的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同时打几份工，这样拼命撑上两年就准备回家。更神奇的是他们可以七八个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白天上班的晚上去睡觉，晚上上班的白天去睡觉，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但是，他们有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不能通过正规的银行存钱寄钱。曾经有过签证的黑户口还可以勉强继续使用原有身份办理的银行卡，可偷渡者就不行了，他们连护照都没有。他们如果把打工赚来的钱放在住处，一旦丢了就没法找回，特别是他们走在街上，随时都可能被日本警察抓走遣送回国。因此，在正规银行之外，就兴起了这么一种“地下银行”，专门解决这些问题。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的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和偷渡者的增加，“地下银行”大规模发展了。它像一个黑色的魔爪，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并且因黑户口的国籍不同，逐渐形成了中国、韩国、菲律宾、伊朗等不同“专线”的“银行”群落。虽然我没有和这种“地下银行”有过金钱上的交道，但我认识的许多黑户口中国陪酒小姐都在那里寄过钱。不过，它具体的运营方法我却不太清楚。于是，我便向小莲了解起来。

    小莲是来日本上专门学校的。上学的第三年秋天，在她打工的茶馆里认识了日本一家金融机构的男职员，并开始了恋爱。等到她学校一毕业，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发现丈夫居然在外面有两个私生子。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原谅的事，最后只有离婚。婚是离了，丈夫却连一点精神损失费都没有付给她。

    小莲为了生活，不得不在上海老乡开的歌舞伎町里的一家酒店开始陪酒。她虽然长相普通，但温柔体贴，很受日本客人的青睐。很快，小莲的日本人配偶签证就过了期限。更糟的是，有一次她把钱包丢了，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都没了。去重新办理也需要身份证明，她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存取款手续，也没办法通过银行把钱汇给在上海的父母。她的日常生活很节俭，把节余的工资一点点存起来放在自家的柜子里。

    无可奈何，小莲决定请前夫帮这个忙。那男人和情人生了两个孩子，却瞒着她与她结了婚，按常理，她也不想再见到这个伤害她的家伙，可那时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有请他帮忙想办法了。再说她的前夫就是银行职员，最了解情况，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小莲本不是因为没有夫妻感情才离的婚，所以，订好约会时间后，她心里隐约有些按捺不住得激动，似乎有一种前去约会的心情。她提前来到了见面地点涩谷。

    一见面，小莲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了。她一开口说明困境，前夫马上提出要她付咨询费。小莲从包里取出他要求的金额给了他，看着前夫仔细数着钱的神态，她残存在心头的最后一丝爱意就荡然无存。前夫数好钱后，用一种完全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她该怎么办，并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交给她。

    “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然后到电话里的人指定的咖啡店见面，具体方法那人会告诉你的。万一不成功的话，你付给我的钱我会退回百分之八十给你的。”

    小莲实在是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人居然是这般无情无意。话一说完，两个人就分了手。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往纸片上写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国男人。她告诉对方想给上海父母寄钱，对方问清了上海家中的地址和寄钱金额，然后指示她在一个小时后到川崎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小莲乘电车来到川崎的那家咖啡店后，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女人大体将寄钱方法跟她说了一遍，小莲给她看了看自己带来的二十万日元现金，然后女人拨打了一个电话。

    接下来，两个人聊着天等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正当两人尽量避开钱的话题，漫无边际地闲聊的时候，店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店员问是不是那个女人的电话，女人从店员手里接过了听筒，又和对方说了几句。女人挂了电话回到座位上，让小莲用店里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小莲拨通家里的电话后，母亲用惊奇的口吻告诉她，刚才收到了有人送来的相当于二十万日元的人民币。小莲笑了，在电话里像孩子一样撒了个谎，说自己买奖券中了奖，并告诉母亲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对于她来说，钱能准确无误地寄到父母手中，那心情简直如同中了奖券一般高兴。

    回到座位上，小莲将二十万日元和手续费交给那女人。手续费虽然比正规银行稍高一些，但钱是真的送到了，而且速度之快，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在咖啡馆门口分手的时候，那个女人笑眯眯地对她说：

    “要想寄钱的话，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最初小莲有些半信半疑，不是很放心，所以只寄了二十万回去试一试。钱果真送到了，于是她放心地将柜子里的钱分几次用同样方法寄到了父母手中。她骗父母说是丈夫在金融系统工作，炒股票赚了钱，将一部分寄给父母用，一部分请他们帮自己存起来。

    我听她讲完这件事，想了想，说：“虽然这种途径还是比较快，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点，要是这些搞地下银行的暗中使诈，或者当场抢了你的，你也没话说。”

    “唉，李哥你说得也对。歌舞伎町真的是没有多少可以相信的人。”

    我望着她忧虑的眼神，心里止不住地感慨起来。是啊，歌舞伎町的人们，整日里来去匆匆，其实都不过是为钱罢了，甚至为了钱，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凡事小心”竟过早地成了我的口头禅了。要是在国内，这种话，多半会是老头老太太们说的。

    我叹了口气。

    闲下来的时候，面对久美子，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便经常去找名高。

    说起来，他在骨子里是个很有点狂野精神的家伙。这年夏天他曾用他最爱的那辆新式摩托车带着我，沿着高速公路去海边玩了一次。在路上，他的车速极快，我坐在他身后，听到风声呼啸而过，看到景色倏地后退，几乎感受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滋味。

    “你真的是警察吗？实在不能让人相信。”

    “当然是。”

    “你不怕因为超速被警察逮捕？”

    “哈哈。那我就先逮捕他们。”

    我们两个四十多岁、早已不再年轻的老家伙，在夏末的海边脱去衣服，跳进有些冰冷的海水当中。看到这两个中年男人在海水中嬉戏的样子，一群染着茶色头发的冲浪青年都投来不可思议的眼神。

    此时，我跟莉莉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段心情空虚的时候，莉莉总是会适时地出现，而且，总是带着那么温和的微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我是有妻子儿子的人了，虽然我不是那种传统的男人，但是，至少我不能对不起在当初危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久美子。

    不过，实在无聊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约莉莉出来。正是日本夏秋交替的时候，我开着车，带着莉莉在东京街头兜风。刚刚从时髦热闹的台场往回走，在银座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太累了，思想就开了小差，没有注意到应当避让的直行车，轰的一声，跟迎面开过来的一辆货车直直撞上了。我的车窗被撞得支离破碎，整个车体严重变形，左侧的车门根本打不开了。撞击点正好是副驾驶的位置，尽管车内的安全气囊立刻弹了出来，但是莉莉还是受了重伤。

    记得撞车之后，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马上观看左边的莉莉是否受伤，只见她满脸泪水，嘴里面不停地喃喃自语，完全是不成句子的只言片语，什么“吓死了”、“快，快”、“疼啊，真疼”之类的，我顿时吓得冒出了冷汗，尽管看到周围的司机和路人围上来，对我说着什么，但是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大声对他们吼叫着：“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马上赶到了事故现场，消防员们首先将围观的众人疏散，然后指挥那辆大货车退到路边，给其他车辆让出通路。同时，一个大胡子消防员趴到我的车窗上对我说：“请放心，我们会尽力抢救的。您可以自己出来吗？小姐能够对话吗？”

    我急忙说到：“我不要紧，你们先抢救她，她可能伤得很重。”

    身边的莉莉忽然柔弱地说：“我……不要紧，先把他救出去。”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突然从眼眶里淌了下来。

    大胡子消防员如释重负地说：“好，好。别担心，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然后他迅速地指挥消防员们展开救助，我很快被他们救出来。

    但是，由于车体变形，莉莉一侧的门怎么也打不开，再加上莉莉已经受伤，无法自己从车内爬出，大胡子消防员指挥两个小伙子，用电锯将那一侧的车门锯下，在救生员们的帮助下，莉莉被抬上了救护车，我也一起被送到了圣路加国际医院。

    通过医院的检查，我居然毫发无损，而莉莉的左侧小腿胫骨骨折！尽管对于每天处理成百上千的各类病人的大医院而言，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伤病，但是这发生在跟我身边的莉莉身上，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愧的事情。我真希望能够替她承受病痛。

    事故发生后的那几个月，我几乎天天都要去看望她。出院后，我也每天都去莉莉在板桥区租的公寓，陪她到医院做复查、拍片子，还有就是买东西、做饭，帮她做些家务。

    在这样长久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到莉莉是一个直爽而犀利的女孩子。她有关怀人的一面，也有坚强自我保护的一面。日久生情，我渐渐喜欢上了她的性格。

    第二年年初，我在西新宿租了一间公寓，作为我与莉莉的一个小窝。

    10月份，日本的秋天又来临了。即使在喧闹繁华的歌舞伎町，也能感觉到那种秋高气爽的惬意。在一番街的中央地段，新开了一家海鲜美食的专门店，现在自然是挂出了时令美味“秋刀鱼”的招牌。然而，我并没有心情去品尝，以往我的习惯是到每家新开的店里去尝鲜。

    我伫立在秋的歌舞伎町街头，望着自己辛苦十几年争夺下来的地盘，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可是，现在来争夺的势力越来越多了。我正这么想着，名高打来了电话：“李君，我想你一定知道上个月发生在百人町那家卡拉OK的杀人案件吧？能不能马上就和你见一面？我有事情要问你。”

    “和我有关系吗？”

    “和被杀者一起在卡拉OK喝酒的人说认识你。”

    “唉？谁？”我的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

    “一个外号叫灰狼的男人，还有他的女朋友陈倩。”

    没错！是我认识的人。陈倩是歌舞伎町一家中国酒店的陪酒小姐。这家店是我的签约客户之一，所以她也和我比较熟。她的年龄三十岁左右，是一个妖冶漂亮的女人，很会勾引男人。我有一次给她介绍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富翁，那人一下子给了她十万日元的小费。在半年多前，她说有事找我，把我约出来在“上高地”见了一面。

    当时她面带忧愁地看着我，说明了她找我的目的：“李哥，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要租房子，想请你帮我当保人。”

    原来，她的男朋友从上海来了，她现在的房子太小，想要一处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除了请你帮忙，也找不到别的可以信赖、又能帮我的人。我会谢谢你的。”

    我想，陈倩在店里是比较受客人欢迎的小姐，挣的钱不会少，还不至于到时候欠了房租跑掉，给我带来麻烦，所以就答应了。

    几天后，陈小姐带着她的男朋友灰狼来谢我。

    “非常感谢！你要是不给我们当保人，我们还搬不了家呢！”陈倩的这位男朋友是一位五十来岁、看上去非常稳重的中年人，他送给我一块“罗西尼”牌手表作为保人的谢礼。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看上去非常有教养的男子实际上是大名远扬的上海黑社会头子，而且，外号叫做“灰狼”。拿那种在儿童故事书里吓人的动物做外号的人，想起来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出乎意料的是，他这样闻名的黑道枭雄，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招摇的地方。看看歌舞伎町，倒是只有一些小喽，才会打扮成电影里的黑社会分子模样，生怕别人小瞧了他。

    听名高提起他们两个人，我心里一动，难道那个黑社会头子犯了什么大案了？我赶紧去见名高。

    原来，一个月前，在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车站旁的一家卡拉OK店里，灰狼和他的“朋友”，还有陈倩三人一起喝酒，他的这位“朋友”也是上海黑社会的人。

    刚进店的一个小时气氛还很好，他们有说有笑。可是，突然，那位“朋友”开始质问起灰狼：“什么？你说我穿的衣服没品位？”

    起因就是这么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灰狼起初嘻笑着，打着哈哈，可没想到那位“朋友”的情绪却异常高涨，纠缠住这句话不放。后来传说，当时这位“朋友”刚刚吃完一种属于毒品的剂量很大的兴奋剂。

    “你说我的衣服没有品位？我还想说你选择女人的眼光才没有品位呢！要不你怎么会让她去做‘鸡’？”

    平时性格温厚的灰狼听到他羞辱起自己的女人，也不干了：“你放屁！好了！好了！咱们俩也别争了。到底是我选择女人的眼光有问题，还是你选择衣服没有品位，咱们两个人不要争。让第三者来评判。”

    灰狼说着，用手机给什么人拨通了电话。十几分钟后，一个手持砍刀的男人冲进了卡拉OK店的这间包房。他一言不发地直冲那位“朋友”而去，狠狠地将刀刺入了对方的身体。那被刺中的“朋友”当场死亡，灰狼和陈倩赶快逃离了现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名高查到我为他们租的房子做了保人，所以立即打来了电话。

    听名高说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马上拨打陈倩的手机，但怎么也打不通，又带着名高到她在新宿歌舞伎町后面的她以前租住的公寓，同样是人去楼空，一无所获。我又去问了曾与她在同一酒店的小姐们，还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

    一个星期之后，凑巧灰狼因为涉嫌别的盗窃案件被逮捕。这样，我才脱离了干系。

    11月27日，一个中国女人被杀了。

    案发地点是她在神奈川县租的公寓里，据说现场一片血海。

    她的日本情人开着车去找她，发现她倒在血泊当中，双手被手铐铐着，头上蒙着被子，血是从脖子上流出来的，惨不忍睹。

    她是位我认识的女子。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去买了份晚报，在社会新闻版看到了一篇报道，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刘美玉。

    那是在两年前的一天，她突然出现在中央大街上，走到招呼客人的我的面前：“你就是李先生吧？我在区役所大街上新开了一间酒店，有空请来玩玩。”说着，她递给我一张名片。

    她就是“罗曼史”酒店的老板娘——刘美玉。我当时就笑了，因为我的中学同学中也有一位叫做刘美玉的。她一听，就咯咯笑了起来：“那我们就更有缘分了。”

    不过，我的中学同学是个身材魁梧、相貌丑陋的女运动员，而这位眼前的刘美玉却称得上人如其名。她的年龄虽然已经有三十五岁左右，但依然是在歌舞伎町都算得上出类拔萃的漂亮女人。她是哈尔滨人，裹在酒红色旗袍里的身体丰满适中，裸露的肌肤洁白柔嫩，全身散发着一种年轻女孩子所欠缺的成熟女人的魅力。特别是她充满诱惑力的笑容，从眼神嘴角中流露出勾人心魄的魅力。

    第二天，我出现在她的酒店，想尽早和她签订回扣协约。

    “欢迎！欢迎！李先生！你能来真高兴。”她出现在店门口，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

    她几乎是一个天生适合做这种风尘行业的女人。那眼神的荡漾、那声音的温软、那身体的摇摆，一招一式，无不显示出她的浓烈的女人味道。不，她身上充斥的，与其说是女人味道，不如说是一种雌性动物的天然吸引力。她那勾人魂魂的视线只要瞟上你那么几眼，我想任何男人都难以把持住自己。我预感到了她身上的“毒性”，而这种“毒性”和她的美丽是成正比的。

    “你的店真漂亮啊！今后我们相互合作，多多拜托啊！”

    “瞧你说哪儿的话？是我要拜托你和我签约呢！现在的生意不那么容易做，你要帮我多带些客人来啊！”她的语气如同在和情人撒娇，但两只手却熟练地打开钱包，掏出三张一万日元的钞票塞入我的西装内袋。

    此后，我会因为带去客人的关系，时不时地去她的店里收钱。

    这家酒店的生意异常火爆。据她讲，“罗曼史”是她和另一个中国女人合开的，但是据我所知，客人几乎都是冲着她来的。她有时站在楼下的街边，虽然不去拉客人，但只要用风情万种的姿势往那儿一站，不一会儿就会有色迷迷的寻芳客上来搭讪。她略施手腕，就将客人“擒获”上楼。我对她佩服不已。

    长冈就是被她的魅力所迷倒的男人之一。但是，对刘美玉来说，长冈的意义可不仅仅只是位消费的客人。长冈当时的职务是警视厅保安部专管歌舞伎町色情行业的头头。他像中了刘美玉的邪一般，晚上常常都泡在“罗曼史”里不忍离去。刘美玉自然明白他的重要性，虽然偶尔也让他自己掏了几次腰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给予免费招待。后来我听说，刘美玉甚至自己支付给小姐“出场”的三万日元，让长冈带上他相中的女孩去酒店。当然，她自己也和长冈有过热烈的缠绵。长冈在得了这些好处之后，更加死心塌地拜倒在刘美玉的石榴裙下。

    除了长冈之外，还有两个警察是这里的常客。据说，刘美玉借这三个警察的关系，总能得到一些秘密情报。比方说，入国管理局和警察时不时会来歌舞伎町进行突击大搜捕。而酒店进行的卖淫交易是违反法律的，特别是很多小姐拿着学生签证甚至是黑户口，即使是那些持有日本人配偶签证的女子，也担心会被发现假结婚的真相。所以，这些酒店的经营者和小姐们最怕的就是入国管理局和警察。

    然而，刘美玉的“罗曼史”是个例外，据说每次大搜捕的时候，她都恰巧关门休息。她本人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然，她不过是从警方内部得到了风声而已。

    我过去就听说过，有一些外国人的色情店经常以财色贿赂警察。歪脖的同伙之一，过去在开按摩店时就吹嘘过：“我每个月光贿赂警察就要花费三百五十万，所以别说按摩，真的打炮也没人来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那家店的确没被警察抄查过，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而刘美玉的贿赂可是真的。她店里的小姐们作证，她经常送给那些警察昂贵的名牌商品，还时不时地献身于她的保护人。

    刘美玉虽然受到了众多客人的追捧，但店里的小姐和男店员们却都很讨厌她。

    有一个小姐说过这样的话：“像她那种嗜财如命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一般的酒店规定，客人为小姐点的饮食，小姐可以抽取一半左右的提成，但刘美云规定小姐们只能拿百分之二十。其实这笔钱对于新宿的色情酒店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刘美玉就是毫厘必争，为此她与店里的小姐还大吵大闹。不过，小姐因为她那里的生意确实好，只能不情愿地向她让步。

    而男店员则说：“她挣那么多钱，可是连我这点可怜的工资都要克扣。真是个守财奴！”他指的是他如果迟到一分钟，刘美玉就一定要扣掉他半小时的工资。在日本上班，普通人都乘坐电车和地铁，有时晚个几分钟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刘美玉却毫不通融，坚持她的冷酷规定。

    这种抱怨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我去她那儿收钱时，也常常领教她的这种本性。她时不时地要赖掉一些本应付给我的那一份。

    “昨天带来五个人，一共两万五千日元。”

    我这样说时，她会撒娇：“四个人，是四个人！你记错了。”

    我每次都会把招来的客人人数记在本子上，怎么会有错呢？我把我的记录给她看，她照样耍赖，非得说是我记错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不多跟她计较，少一个就少一个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变本加厉，我明明把客人送进了她的店里，她却欺骗我说客人随后转身就走了，不能算我拉的客。

    最后，我不得不严厉地警告过她一次：“老板娘！你的这种做法在歌舞伎町可是混不长久的。你知不知道？想把你轰走的人多了。我这里也是做生意，你这样搞的话，我也没办法做人。”

    刘美玉的脸色突然变了，刚才还一直千娇百媚的神情一下子就不知跑到哪去了，换上一副咄咄逼人的尖刻表情，原本美丽的五官突然变得狰狞凶狠：“你少威胁我！你这个拉皮条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既然这样，我也只好自认倒霉，但我也就不再给她的店里拉客。可没过几天，她见到我又是一副媚态：“李哥，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啊？也不给我联系几个客人，真是的，一点也不够意思。”她这种女人，就是这种抠门的德性。我也不便一直跟她计较。

    据说，刘美玉被杀的那天早上，长冈突然接到刘美玉的电话。

    “马上帮我准备二百万日元带过来！”她那颤抖惊惶的声音让长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长冈还算是讲究情分的人，那时不过凌晨，银行根本没有开业，谁会有二百万日元的现金呢。于是，长冈立即去四处筹钱。最后，和他关系一直不错的歌舞伎町某赌博游戏店的店主岩城帮他拿了二百万，两个人随后一起赶往刘美玉的家。

    他们赶到那儿，用备用钥匙打开门时，刘美玉早已一命呜呼了。

    杀人血案是瞒不住的，长冈立即报了警。

    从各种报纸、尤其是小报的报道上看，案发时间差不多是27日清晨四点半左右到六点五十分左右，两名罪犯闯入刘美玉的家，用手铐铐住她的手，又用绳子把她的双腿捆绑，抢走银行取款卡两张、名牌皮包一个，最后用匕首割断她的手腕和脖子上的动脉将其杀害。

    验尸报告还证实，她生前遭到了连续的性侵犯。两名犯人在银行提取了刘美玉的六百万日元的存款，因为自动提款机一次最多只能提取一百万日元，而人工柜台则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犯人们转了好几家银行。这些银行的防盗摄像镜头里拍到了这两名犯人，但经警方调查，得知这两个人在事发当天已经从成田机场乘飞机离开日本。

    她死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马上这么想。如果凶手只是图财的话，只要把钱交给他们，他们一般是不会杀人的。我以前听到的情况就属于此类。凶犯们的目的是钱，不是人命。不到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杀人的。至于劫色，以刘美玉的风尘历练，她也不至于愚蠢到为了保护自己的肉体清白而送命的。所以我想，刘美玉一定为了钱拼死抵抗过。

    “我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要是对我下手的话，警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守财奴般的她大概态度强硬，同时还可能炫耀自己有警察撑腰，以此来威胁罪犯，结果，受到刺激的罪犯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她了事。

    长冈的命运如何呢？这个案子令他和刘美玉的关系曝光了。他不得不接受内部调查，我从名高等警察朋友那里得到信息，他已经受到了免职处分，理由是收受刘美玉的贿赂，利用职权，给她提供了一些秘密情报。据警方能掌握的资料来看，长冈收下了刘美玉送的一块价值二百万日元的劳力士手表，在他的孩子考入大学时，刘美玉又送给他所谓祝贺金数十万日元。像长冈这样的被日本舆论称为“恶德”的警察，我觉得也挺可怜的，说到底，他们也是被歌舞伎町这颗毒牙所咬中并受到毒害的一类人。

    刘美玉的死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我越来越感觉到身边不少怀有敌意的眼睛紧盯着我，而周围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与杀人案件有关。那段时间，我的手机还常常会接到一些恐吓电话：

    “你小子小心点，当心遭暗算！”

    “你已经被盯上了！”

    “你老婆和儿子还好吗？”

    到后来，这种相对“文雅”的恐吓电话对于我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对方不发一言，更有的时候只说了声：“杀了你！”电话就挂了。

    我被包围在一片莫名的不安当中。我相信有些电话可能是和我一直做对的歪脖派手下进行的恶意骚扰，但也有的让我摸不清真相，或许真的有人在暗处瞄上了我？

    如果自己是单身汉，出什么事还好，但是，我是有妻儿的人，不管发生任何情况，我都不愿意连累到自己的家人。如果因为我……

    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在歌舞伎町上演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中，我像一个不下岗的哨兵，完全是依靠一股信念在勉强支撑。某天中午，我醒来后起身去洗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面目全非，简直不忍目睹。

    紧张而喧嚣的1999年，就这样结束了。